□本報記者 陳松
猴年春節，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給自己放了個輕松的假。
作為研究農村經濟的專家，郭曉鳴去年一年都在對四川“三農”狀況、存在的問題等進行調研，并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意見建議或解決對策，“身體相當累，但效果令人欣慰。”2月14日，郭曉鳴對記者感慨，研究成果轉化為黨委政府決策，累有所值!
為郭曉鳴帶來欣慰的最新消息是，2016年省委一號文件中，很多提法采納了他的建議。比如，去年他帶領團隊開展“精準扶貧研究”，向省委建議企業扶貧要大力發展電商扶貧，而最終出臺的省委一號文件里，就有“廣泛開展扶貧日、‘萬企幫萬村’、電商扶貧行動和‘結對認親、愛心扶貧’等活動，凝聚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的表述。
郭曉鳴是我省眾多智庫專家學者的一個縮影。近年來，全省各級黨委政府更加重視發揮專家智庫的優勢和作用，推動決策更加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據記者了解，目前有近萬名研究人員在各個領域為四川黨委政府提供決策咨詢。這些“智囊團”成員都是什么人?他們如何建言獻策?近日，記者進行了一番探秘，揭開站在黨委政府決策背后那些“智囊”們的神秘面紗。
為什么偏偏是他們?
據省政府研究室牽頭撰寫的《四川新型智庫體系建設研究總報告》披露，目前，全省共有政策性決策咨詢機構500余家。而記者采訪發現，這些決策咨詢機構旗下吸納了眾多社會精英人才。比如，成立于2010年的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就聘任了200余名科技、經濟、社會領域的省內知名專家、學者擔任委員。
全省那么多專家學者，為什么偏偏是他們?從省政府法律專家顧問團“團員”的遴選過程，或可管中窺豹。
2013年6月，省委省政府決定成立省級層面的法律專家顧問團。省政府法制辦承擔了這項任務。本著精干、高效的原則，省法制辦確定省政府法律顧問團成員由30名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為黨委政府決策建言獻策，既要高屋建瓴又要契合實際，所以我們通過公開遴選和定向遴選兩種方式，在成員結構上既吸納高校和社科單位的法學專家學者，又包含省內知名律師。”省政府法制辦依法行政指導處處長余越峰介紹。
余越峰回憶，報名參加公開遴選的有89人，經審查報送的履歷情況，并根據知識結構、學歷、年齡、工作經歷等設置不同權重綜合打分，最后聘請了15名法律專業人士進入顧問團;而定向遴選則是在全國范圍內誠邀法學專家學者，“在我們的誠心打動下，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行政法學界‘大腕’應松年等都成為顧問團成員。”
兼顧理論與實踐的團隊，有力地促進了我省依法行政工作。僅2015年，該法律顧問團就參與政府文件起草和合法性審查15件、調研依法行政工作2次、為省政府常務會進行會前講法7次。“截至2013年，全省政策性決策咨詢機構中共有研究人員8968人，具備正高、副高職稱的分別有1030人、2193人。”這是《四川新型智庫體系建設研究總報告》對我省智庫人員情況的表述。
他們如何確保“囊中有物”?
事實上，其中的許多人還同時擔任或受聘著多個決策咨詢機構的職務。比如郭曉鳴既是省社科院副院長，又受聘省決策咨詢委委員、省政府研究室特邀專家，“這有利于他們富有見地的智力成果及時有效地得到轉化。”省政府研究室江宗德認為。
作為一省決策之智囊，他們的建議是怎樣形成的，又如何確保這些建議成為“金點子”呢?
有分量的意見離不開真實的省情，因此，深入基層實地調研是“智囊”們必不可少的功課。
2014年8月，省政府法律顧問團顧問、四川尚上律師事務所主任鄧盾應邀參與《四川省高速公路條例》修改工作。在參加立法修改研討會前夕，鄧盾特意開車跑了川內近10條高速路，實地察看了解，并在司機中展開調查。會上，他針對高速公路管理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在高速入口處設置計重檢測設施，解決重罰款輕監管的局面”等多條建議并被新修訂的《條例》采納。
為了摸清新常態下我省各地經濟發展狀況和GDP增長潛力，著名經濟研究學者、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王小剛也曾不惜花費數月時間，先后跑了10多個市、縣獲取第一手資料。
那是2013年下半年，省經濟發展研究院院長王小剛在基層調研中發現，一些市、縣對本地區經濟增長預期值很高，“此前有的市州在制訂十二五規劃時確定的每年GDP增長目標甚至高達30%左右”。作為長期研究宏觀經濟的學者，王小剛敏銳地察覺到，進入“十二五”中后期，我省經濟發展與全國一樣，進入了新常態，難以保持此前的高速增長勢頭。“一味求高增長，如果不能達到，勢必影響黨委政府公信力。”2014年初，王小剛經過慎重考慮，向省委省政府建議，由省上帶頭適應新常態，適度調低經濟增幅指標，使經濟增長預期更符合實際。“該建議得到省委主要領導批示。不久我發現，在對‘十二五’工作中期評估時，省委主動將2014年GDP指標下調了1個百分點。”此后，各市州和各縣(區、市)紛紛下調了相關指標。
黨委政府如何主動“借腦”?
專家學者主動建言獻策被采納僅是“硬幣的一面”，在另一面，決策者們也會主動向智囊們“借腦”，出題目交任務。
去年春末，省依法治省領導小組籌備撰寫《四川省依法治省評價標準(試行)》和《四川省法治建設狀況評估辦法(試行)》。負責文件起草任務的省法制辦組織了10多名法律顧問“碰頭”，“大家從各自最擅長的領域提出意見建議。”參與起草的鄧盾說，“觀點交鋒熱烈甚至堪稱熱辣，大家在充分表達后一般又能達成共識。”
草案交領導小組后，上級對草案框架基本認可，“但還需進一步論證。”于是，“借腦”第二回合，領導小組將兩份文件草案委托省委黨校修改。
黨校的專家們長期與我省各級黨委政府打交道，對四川省情了解深入。因此，他們進一步完善了草案內容，對沒有顯現四川特色的評估指標大幅刪減，同時突出增加了社會客觀評估指標。“請專家充分發表意見。”2015年7月初的一天，省委黨校課題組邀請10多位知名法學家和公共管理類專家再次召開論證會，主持人話音剛落，黨校副教授、課題組成員吳濤就對作為負面指標，草案中是否該保留“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這一指標并“一票否決”提出異議：“經濟發展與法治水平是否有必然聯系?”吳濤的質疑成為當天論證會上爭議最大的話題。經過充分論證，在后一稿中，該指標雖被保留，但只作為減分項目，降低了權重，不再一票否決。
又過了大約10天，正在汶川縣映秀鎮休假的川大教授、著名語言學家項楚，被兩位省上干部敲開了門。原來，經省委黨校修改后的文件草案再次交回后，省依法治省領導小組決定進行“借腦”的第三回合——請項老對文稿進行文字把關。年過七旬的項老欣然應允，戴上老花鏡逐字逐句推敲文字，直到太陽落山。
2015年7月17日，經過10次征求意見、3次專家把關，四川依法治省《評價標準》和《評估辦法》頒布實施。
省委省政府“借腦”，既為立新，也為糾偏。
去年，郭曉鳴所率團隊就曾受省委省政府和相關部門委托，對我省統籌城鄉的三個試點地區以及10個縣的農民財產性收入試點情況進行評估。“這是一種決策的糾偏機制。”郭曉鳴說，根據評估報告，我省及時修正完善了農村經濟改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