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從“立八規”到“反四風”，從網上監督問責到海外追逃追贓，從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到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一系列反腐舉措帶來了治理腐敗的原創性貢獻與世界級表現。日前，中央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副研究員高波新作《廉潔拐點：世界難題與中國答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系統解讀了十八大后以腐敗治理和黨內治理為肯綮的“新治理革命”。人民網理論頻道將其中精彩篇章予以摘編，以饗讀者。

　　經濟學家默羅對 1960—1985 年世界上的94個國家和地區的橫斷面數據研究表明，腐敗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是巨大的：它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負效應，同樣反腐敗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效應。

　　商業國際組織BI指數表明，每改進一個標準差（2.38），將使一國投資率提高4個百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則可提高0.5個百分點以上。商業活動中加強經濟競爭力是減少腐敗的激勵因素，提高透明度和公開化都是有利于反腐敗斗爭的。反之，根據魏尚進（Shang-Jin Wei）教授對1990—1991年間14個傳統的資本輸出國在45個資金輸入國的投資研究，以0—10分計，腐敗程度每增加1分，就會出現外國直接投資減少16%，其結果相當于邊際稅率提高3個百分點。這顯然足以徹底打消一個國家在吸引外資方面的任何期望。因反腐和腐敗所造成的“經濟差序”，從中可見一斑。

　　對比新、舊兩種“常態”可知：“那種認為賄賂和勒索是官僚機構運轉的‘潤滑油’，以及在世界某些地方是辦事需花的可容忍的間接成本的舊觀點，被一種對腐敗的更全面的理解所取代。這種觀點認為腐敗拖延發展，腐敗對財產和合法收入構成一種威脅。”對于中國反腐敗的經濟影響來說，實際上最大的挑戰是在經濟新常態之下，如何建構效率與紀律的“動平衡”。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持續發力，政府激勵和公職人員激勵都在發生變化。顯然，反腐敗給中國社會的影響，也是長周期、全方位、大縱深、多切面的。其中，從所謂的“八項規定將導致經濟下行和消費下滑”的指指點點，到“為官不易，為官不為”的議論紛紛，它撩撥著社會的利益之弦，也翻攪著人們的心理之瀾。

　　“當前出現了一些可能引發經濟下行和風險增大的邊際變化，要發揚釘釘子精神，扎實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以反腐為尋租經濟“降火”、給“注水”發展“減肥”，是一堂改革必修課，要回答好“為何改、為誰改、改什么、怎么改”。經濟改革的核心是效率與公平，廉政建設的關鍵是效率與紀律，這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節拍器”。但兼顧效率與公平之難，可從貧富差距窺斑見豹；兼顧效率與紀律之難，可由“能干能貪”現象反證。

　　從歷史上看，解決“貪政——怠政”的“蹺蹺板”悖論確非易事。可以說，盡管當前反腐高壓空前，但要求官員“既勤又廉”所遭遇的反彈也是空前的。隨著隱性福利大幅縮水和灰色收益大打折扣，“既不收禮，也不辦事”、“不做事不出事，只過關不過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給力”等官場眾生相，在當下的政治生態中很扎眼。然而，對“反貪生怠”的次生災害早防早治是考驗執政智慧的必答題。

　　“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換言之，既要效率，又要紀律；既要干事，又要干凈，這是為官做事的“底線”。中國的經濟改革以重塑公平為基調，國家廉政以重整紀律為主線，實現效率與公平、效率和紀律的“動平衡”，仍然在路上。“看多”反腐、“做多”中國，是中國沿著法治軌道“大打虎，打大虎”的預期收獲。

　　治理腐敗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可以簡化表述為：控制腐敗將控制“權力型經濟”，保障廉政將保障“權利型經濟”。前者往往制造的是依賴于公共權力“封閉交易”的不可持續增長或者說“泡沫式繁榮”，后者建構的是實現基本公民權利的現代財稅體系和市場調節機制。法國學者皮凱蒂在其《21 世紀資本論》中提出：“以 20 世紀發達國家所構建的‘社會國家’為代表的現代化財富再分配機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會權利：教育權、健康權以及退休權。無論這些財稅和社會支付體系在今天面臨多大的制約和挑戰，這些制度與過去相比無疑是巨大的歷史進步。”人們對公共政策和社會治理的滿意度評價，在此意義上與對國家廉潔度的評價“合流”。實際上，21世紀的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可圈可點。

　　關于反腐與經濟，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約翰遜表示，中國強勁的反腐力度可使經濟更富活力，改革也將變得更加可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2016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且中國沒有外債，而美國擁有大量外債，2016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遠落后于中國。從這個角度看，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率太低的觀點，就像是說一級方程式賽車世界冠軍尼科·羅斯伯格開得太慢了。

　　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亦在其網站刊文稱，擔心中國反腐運動過火的說法不對且有誤導性，即使高級酒店、名酒和高檔食品生產商的營業額有所下降，中國經濟也不會受很大影響，因為被貪官用于公款消費的錢款能用于本該投資的項目，從而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就業率得到改善。美國學者魏德安在《雙重悖論》一書中提出，腐敗只是腐蝕了改革后經濟增長的部分，還未對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造成危害。但必須看到的是，中國政府的反腐措施已發揮一定的效力，使腐敗得以控制而不至于對經濟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如果不能合理地抑制腐敗，中國經濟增長與腐敗并存的雙重悖論將不復存在。當然，中國政府的反腐決心和力度非紙上談兵，中國有能力并且正在努力消除腐敗。

　　美國學者德隆·阿西莫格魯等人，明確提出：“歷史和我們的理論表明，帶有創造性破壞和真正創新的增長不會到來，中國驚人的增長率會慢慢下降。但是，這個結果遠不是預先注定的：如果中國在經濟增長達到極限之前就轉向包容性政治制度，這就可以避免。”治理腐敗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打開了一扇門，而不是堵上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