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城觀察

6月2日，成都發布《促進國內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轉移轉化若干政策措施》。記者從成都市政府新聞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該措施從構建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體制機制、搭建成果轉移轉化平臺載體、鼓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等方面，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轉化通道。

這一新政，與成都2014年8月18日發布的《促進國內外高校院所在蓉協同創新的若干政策措施》(“成都十條”)相呼應，迅速激起熱議，被稱為“成都新十條”。

兩年內，接連出臺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兩個“十條”——在西南交大國家大學科技園副總經理康凱寧看來，這樣創新的節奏和力度，在全國都不多見。

從“成都十條”到“成都新十條”，成都在“雙創”中對高校科教資源的發掘深度、力度可見一斑。“在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推動深度創新創業上，成都正在進行一場深具成都特色的探索實踐。”成都市科技局局長盧鐵城表示。

發力高校：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初見成效

一直以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被視為老大難問題。“原因很多，科技成果市場適應不強、收益分配機制不合理、全過程轉移轉化服務不深入等。”而盧鐵城認為，真正的關鍵就在于激勵機制不夠，因此突破點在高校科技成果的“三權改革”(所有權、處置權、分配權)上。

成都擁有四川大學、電子科大、西南交大等高校56所，中科院成都分院等國家級科研機構30家，擁有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等研發平臺45個，科技資源全國排名第六位，是全國高校院所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為推動這些高校院所科教資源就地轉化，2014年，成都出臺的“成都十條”，從調整高校科技成果處置權和收益分配權、促進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轉移轉化、建設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載體、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成果轉化等方面進行激勵。如明確規定：在破解高校科技成果處置權和收益分配權方面，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可用于人員激勵，這一比例可不少于70%。

“效果立竿見影。”盧鐵城介紹，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成都有100余位高校院所科技人員帶成果、帶技術創(領)辦企業，科技成果在蓉轉移轉化900余項，帶動全市新增科技型企業1萬余家，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實現7858億元，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2%。

科技成果轉化加速，也帶動了技術交易的繁榮：2015年，成都技術交易額突破 400億元，同比增長42.5%，位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第六。

深度創新：瞄準改革難點成都“蹚深水”

在高校科技成果“三權改革”探索中，“成都新十條”劃向“深水區”，直指“三權改革”的核心：高校科技成果所有權改革。

在國家政策層面，已有創新支持——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指出：加快下放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比例，加大科研人員股權激勵力度。

因此，“成都新十條”明確提出，支持在蓉高校院所開展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勵高校院所與發明人或由發明人團隊組成的公司之間，通過約定以股份或出資比例方式進行知識產權獎勵，對既有職務科技成果進行分割確權;以共同申請知識產權的方式分割新的職務科技成果權屬。發明人可享有不低于70%的股權,并首次提出成果轉化人員股權激勵機制，允許高校院所非正職領導干部等在崗創業、兼職取酬。

在盧鐵城看來，這一政策一方面確保高校院所科技人員成果轉移轉化的長效收益，能進一步提高其推動成果轉移轉化的積極性;同時職務發明人作為企業股東，主動全面推動成果轉化，既提高了轉化成功率，又能縮短熟化過程。

推動高校科技成果就地轉化，落地必須要有具體的載體。“成都十條”與“成都新十條”也都瞄準了這個關鍵問題。而“成都新十條”不僅力度明顯加大，在共建科技園區等傳統載體之外也有了更深入的拓展：與高校共建新型產業技術研究院。

“成都市級財政將設立10億元的產業技術研究院專項資金，撬動社會資本多渠道投入產業技術研究院建設，并給予每個產業技術研究院最高5000萬元的運營補貼。市、區(市)縣兩級將給予每個產業技術研究院不少于2億元的投入。”成都市財政局副局長白金棟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