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好干部“支點” “撬動”扶貧攻堅
——如何加強黨的領導、打好扶貧攻堅戰（上）
近日，江西省永豐縣沿陂鎮蘆下村貧困戶在縣包村幫扶工作組農技人員的指導下進行田地蓋膜。該村有貧困戶30戶，去年脫貧16戶，預計今年可全部實現脫貧。劉學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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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強調：“要把脫貧攻堅實績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據，在脫貧攻堅第一線考察識別干部，激勵各級干部到脫貧攻堅戰場上大顯身手。”扶貧攻堅戰役的新號角已吹響，而選好、用好、管理好干部便成為扶貧攻堅的重要“支點”。
提高熱情提升素質，避免“好心辦壞事”
凡事就怕認真。從以往扶貧工作經驗看，扶貧干部的態度和工作作風直接影響到工作成效。有的干部作風漂浮，認為扶貧部門是邊緣性部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干部認為扶貧工作難出成績，干好干壞一個樣；有的干部認為上級不重視，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種種心態作祟，難接地氣，缺乏充分的調查研究，不了解貧困群眾真正需求，“居高臨下”的扶貧自然難出效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堅定信心、勇于擔當，把脫貧職責扛在肩上，把脫貧任務抓在手上。各級領導干部要保持頑強的工作作風和拼勁，滿腔熱情做好脫貧攻堅工作。”這就要求在扶貧工作中，每一名黨員干部都應將責任牢牢扛在肩上，真正將群眾疾苦放在心間，腳踏實地，深入田間地頭，走村入戶，詳細了解群眾需求，掌握第一手資料，才能制定切實可行的扶貧政策。
除了干部心態，干部素質能否跟上扶貧工作需要也至關重要。干部素質和能力不達標，往往導致“好心辦壞事”：倡導村民大量種植果樹，可因為樹種生長周期太長而導致村民長時間難以收回成本；倡導養殖業發家致富，可因為缺乏相應的醫療衛生保障，導致牲畜疫病蔓延，虧損嚴重；引進某加工廠，卻因為污染嚴重，導致村民集體抵制……類似急于脫貧的事，在扶貧中時常出現。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朱亞鵬認為：“這就要加強對扶貧干部的教育培訓力度，開拓干部視野，拓展思維，以提高干部扶貧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實際上，扶貧干部教育培訓已經是一項經常性工作，有國家專業部門的培訓，如2015年11月，國家水利部在南京水科院舉辦了重慶定點扶貧縣“水利工程建設與管理技術”專題培訓班；有高校專業技術性培訓，如2015年10月，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舉辦的陜西渭南市蒲城縣科級干部素質提升班，等等。但是，如何提升教育培訓的針對性，讓干部所學能夠真正應用到扶貧實踐中去，還需不斷探索。
健全考核機制，用好“指揮棒”的導向性
扶貧工作如何準確考核？考核如何保證公正公平？扶貧成績如何與干部使用掛鉤？這些是扶貧干部選任時不可回避的實質性問題。
扶貧工作具有周期長、見效慢、成績隱性、難以量化等特點，這就給考核提出了挑戰。實踐中，地方探索頻頻。以四川通江縣為例，該縣選派優秀年輕干部擔任農村第一書記。為提高干部積極性，該縣針對第一書記群體單獨進行評優，不占用其他系統部門干部的評優名額。再如，2014年以來，江西寧都縣先后有31名干部因在扶貧攻堅一線工作表現優秀，得到提拔重用。顯然，評優、晉升等對于考評結果的直接運用，能夠激發干部扶貧的熱情和創造性。
如何確定有效的扶貧考評占比及指標？目前，不同地區對扶貧工作的考核比重有不同規定。對于貧困地區的黨政領導班子考核，扶貧指標占較重比例。以去年8月湖北出臺的考評辦法為例，對該省37個貧困縣主要領導考核的主要內容包括經濟社會發展和扶貧開發兩個方面，其中經濟社會發展占30％權重，扶貧開發占70％權重。同樣，對于如第一書記等脫產扶貧干部的考核，扶貧一項的占比更是達到100％。
內蒙古一位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表示：對于領導班子的考核還相對科學準確，但對于扶貧干部個人的考評，尤其是像結對幫扶等并沒有完全脫產的干部，要求較高的準確性和科學性很難，有些工作業績不好量化打分。
現有對扶貧干部的基本考核方式，一種是按照干部管理權限由本級部門考核，一種是委托扶貧對象地區考核。對此，本級考核部門能否充分了解扶貧干部的工作情況？委托考核會不會存在“人情分”？這些都會對考核準確性產生影響。
“考核的公平性和導向性對于扶貧工作有著重要影響。有些扶貧干部由于所在單位能夠調動的資源多一些，有些干部資源少一些，這就存在‘起跑線’的公平性問題，扶貧干部容易心里不平衡。”朱亞鵬說，“再比如，有些項目短時間出不了成效，那就需要改變一年一考核的方式，嘗試采取中長期考核方式，否則易導致干部將精力和資源都投入到短期見效快的項目中，而貧困地區的長遠發展會因此受限。”
為解決考評的準確性問題，有的地區采取群眾打分的方式。但也有不足，“以第一書記為例，主要考評他是否搭建好村委班子，抓好基層黨組織建設，改變群眾觀念以及激發當地發展的內生動力。而群眾評議更多地看他是否給村里修了路，是否跑來了資金和項目，這就需要統籌把握。”一位基層組工干部說。
強化監督問責，治理干部不作為亂作為
國家審計署2014年6月公布的《國務院關于201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顯示，從審計19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2010年至2012年情況看，發現違法違規問題金額2.34億元，占抽查資金額的18.4％。其中：1595.71萬元扶貧資金被個人侵占，涉及公職人員28人；1.73億元扶貧資金被虛報冒領或擠占挪用；4432.68萬元扶貧資金形成損失浪費；有5個縣的扶貧工作主管部門在中央八項規定出臺后，在扶貧管理費等經費中違規列支吃喝、旅游費用53.36萬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扶貧資金陽光化管理，集中整治和查處扶貧領域的職務犯罪，對擠占挪用、層層截留、虛報冒領、揮霍浪費扶貧資金的要從嚴懲處。”加強對扶貧干部的監督管理，是做好扶貧工作的重要保障。
對于扶貧干部的監督管理，一方面是對扶貧資金的監管。如甘肅建立全省精準扶貧大數據平臺，詳細錄入貧困戶數據，有關部門在扶貧過程中將基層數據和每年部門資金下達情況作對比，監管資金使用。
另一方面，加強對干部不作為或亂作為的監督問責。2015年10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擴容，增加了中組部為成員。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表示，這將加強對地方黨政領導班子的扶貧工作的考核，并加強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同年11月，參加中央扶貧工作會議的22個中西部省區市的一把手與中央簽下了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了“軍令狀”。這意味著對扶貧工作的監督問責壓力將層層傳導。
實踐中，已有對扶貧不力問責的案例印證了這一趨勢。2015年10月，國家審計署審計發現廣西馬山縣精準扶貧推進不力、大量扶貧資金結余、部分扶貧對象不符合建檔立卡標準等問題。同年12月，廣西對馬山縣扶貧辦、財政局、相關鄉鎮等單位有關責任人嚴肅追責，共問責鄉科級以下干部46人。
“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大環境下，應加強制度建設，加強監管，并讓群眾有效參與監督。”朱亞鵬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