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下的經濟形勢研判和宏觀政策建議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 馬曉河

　　我國經濟增長已經連續19個季度出現趨勢性回落。2014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速度74%，全年經濟增長預計74%。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短期波動和長周期下行的相交織時期，如何判斷當前和2015年經濟形勢，宏觀政策如何微調，這些都是社會各界關注的重要問題。
　　一、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
　　和2015年走勢分析從供給和需求指標分析，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勢頭放緩，主要經濟指標沒有明確回升信號。從1-11月的數據分析，當前投資在不斷放緩，消費增長低于往年，出口增長不如預期，工業增長已經高位連續19個季度回落，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下滑，制造業PMI連續多下降。據此判斷，2014年全年經濟增長約在74%左右。
　　2015年，我國經濟運行主要面臨的任務仍然是穩增長。要穩增長既存在著有利條件和因素，也存在著不確定因素和下行壓力。從國內看: 有利因素：一是政府積極推進改革，加大改革開放步伐，有利于釋放改革紅利，增強經濟發展活力；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三是推出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實施“一路一帶”戰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等，有利于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潛力。四是為了穩增長，政府從2014年下半年推出一系列微刺激政策，特別是批復了一批重大投資項目，這些政策有可能為經濟增長托底。
　　但是，影響穩增長的不確定因素是：一是經濟增長進入新常態，從過去持續高增長轉向中高位增長，成為一種必然趨勢。二是壓縮“三公”消費后私人消費增長緩慢。壓縮“三公”消費可能會將經濟運行中奢侈的、超常規增長部分擠掉；壓縮“三公”經費是正確的，但壓出來的經費退出了消費領域，同時有一部分也退出了投資領域。此時，如果私人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難以彌補由此帶來的“缺口”時，經濟增長率必然下滑。三是化解產能過剩、治理大氣污染、推行節能減排，會將經濟運行中“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產業淘汰壓縮一部分，即擠掉“壞”的GDP，但當好的、綠色“GDP”還不能及時填補由“壞”GDP留下的缺口，“去產能化”也會使經濟增長率出現下滑。因為淘汰落后產能是快變量，產業改造升級和發展新興產業是慢變量，快和慢之間的空隙期就是GDP下行期。四是為了應對影子銀行及壞賬增加，防范金融風險，央行出手監管信貸發放，實行“去杠桿化”政策。去“杠桿化”既帶來“錢荒”，也加快了房地產“去泡沫化”和產能過剩行業“去產能化”進程。“去產能化”和“去泡沫化”加劇了制造業和房地產業投資增幅的下滑，從而影響今后經濟增長。
　　從國際看，外部環境開始分化，對我國宏觀調控形成挑戰。歐元區有可能走出最壞時區實現弱增長，但是，債務惡化和通縮風險應引起重視，2015年歐元區將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日本在安倍“三把劍”（超寬松的量化貨幣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結構性政策)刺激下，2014年年初經濟增長不錯，但從4月開始提高消費稅后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第2、3季度經濟增長出現萎縮；美國經濟表現顯眼，私人消費抬頭、房地產開始復蘇、制造業逐步回流、失業率下降等都使經濟向好。但美國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上半年可能開啟加息窗口。這一方面可能給本身經濟復蘇帶來影響，另一方面也將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震蕩。新興經濟體開始分化，中國、印度表現良好，但巴西、俄羅斯、阿根廷、土耳其、泰國等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增長放緩。美國收緊貨幣后，加劇資本向美回流，導致美元升值，引起國際大宗產品價格下跌，2015年世界經濟通縮的風險在上升，盡管大宗產品價格下降對我國近期進口石油、糧食等大宗商品有利，但世界經濟通縮終將直接抑制中國的外需增長，特別以下兩方面對近期中國外需帶來較大影響。
　　第一，在需求方面，發達經濟體的公共消費和私人消費動能不強，將導致中國出口保持低速增長。歐債危機、政府財政高額赤字，致使發達國家政府紛紛壓縮公共需求，這會直接或間接抑制消費。在高失業率壓力下，私人消費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升。因為中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占出口總額的一半左右，發達經濟體的公共需求收縮和私人消費不景氣將通過乘數效應影響中國出口。
　　第二，在供給方面，世界供給市場上出現了對中國制造的供給替代效應。從發達經濟體看，發達國家開始推行“再工業化”，一些高端制造陸續向發達國家回流,對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高端產品出口形成擠壓和挑戰。從發展中國家來看，近幾年來比中國還落后的一批中低收入國家正在向中國學習，利用本國勞動力、土地、環境資源和匯率等低成本優勢，著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與中國一樣的工業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對中國在中低端產品市場上形成了明顯的擠出和替代效應。如越南、泰國、柬埔寨、印尼、印度等東南亞國家，以及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國家等，都在興建產業園區，大力招商引資，大規模生產服裝、鞋帽、家電、家居、電子玩具等，在世界市場上同中國形成正面競爭關系。在外需增長不明顯甚至出現下滑時，供給又被替代，這就導致中國的外部需求不可能出現高增長。目前，中國貿易進出額占GDP（國內生產總值）47%左右，對外貿易領域吸納就業約8000萬人，外商投資企業就業規模達到4500萬人左右。國際形勢變化和波動，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深刻影響。
　　總之， 2015年在定向調控、結構性調控的宏觀政策作用下，國內需求特別是投資形勢將向好，消費將平緩增長，而出口增長的不確定性將會增加。預計全年經濟增長可能在71%左右。
　　二、當前經濟運行中需要關注的問題
　　當前和今后，中國經濟還面臨以下問題：一是在既有體制和政策條件下，需求結構難調整，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在微刺激政策作用下可能會回升，但消費增長卻難以加快增長，產能過剩矛盾還將加劇。2010年以來，我國社會消費無論是名義還是實際增長率一直在下降，按年份看，201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84%，2011年171%，2012年143%，2013年131%；2014年1-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2 %，同比回落10個百分點。社會消費增長率回落，在結構上主要同高檔餐飲、高檔煙酒、高端酒店、高端奢侈品、娛樂消費、汽車、房地產銷售下降有密切關系。同時，也與居民消費傾向偏低有關。根據央行2014年第3季度對全國50個城市2萬個城鎮儲蓄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城鎮居民傾向于“更多儲蓄”和“更多投資”高達82%，只有18%的居民傾向于更多消費。當前居民儲蓄投資傾向高、消費傾向低，主要是由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社會保障網建設水平低造成的。
　　二是實體經濟經營依然存在較大困難。當前，在實體經濟層面，企業家對經濟形勢的感覺與宏觀層面的觀察有較大差別，這與企業目前遇到的發展難題沒有得到根本緩解存在直接聯系。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民企發展艱難，需求不足，產能過剩，成本費用上升，貸款難、貸款貴，上游企業資金拖欠嚴重，公共服務環境不佳等，停產企業增加，許多企業自主增長動力不強。
　　三是債務迅速增加和金融風險在上升。目前，我國政府債務已經超過30萬億元，特別是地方政府債務超常增長；企業負債率也在不斷上升，已經從2001年489%上升到65%，負債額突破70萬億元；還有居民負債也超過15萬億元。我國社會總體負債水平（杠桿率）已經從2007年的140%上升到210%以上，社會總體債務額達到115萬億元以上，已經靠近國際經驗風險高發窗口期的250-280%。
　　四是房地產市場風險在增加。當前房地產市場銷售量和銷售價格“雙降”已經從三、四線城市蔓延到一、二線城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在下降，開工量在減少、土地市場在降溫，局部地區“去泡沫化”明顯。如果房地產市場“去泡沫化”繼續下去，必將引起居民財富縮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銳減，房地產企業破產，由此引發購房者、房地產企業、地方政府與商業銀行、影子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債務鏈斷裂，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較大風險沖擊。
　　三、新常態下做好經濟工作的幾點建議
　　在2014年初,我國確定的宏觀政策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信貸政策組合。年中我國將宏觀政策調整為微刺激，定向寬松。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還沒有明確的回穩信號，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目標是穩增長。對此，今后的財政政策應向積極寬松轉化，做好加減法；貨幣政策應向真正的中性轉化，保持信貸資金適度增長，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經濟體制應加快改革，為穩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產業結構調整既要搞好化解產能過剩，又要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扶持新興產業發展。
　　（一）財政政策應向積極寬松轉化
　　寬松即是說在消費沒有大的增長情況下要增加公共投資，這些公共投資應該用于經濟增長中短板制約方面，特別用于制約城鄉居民消費的公共設施方面。在財政收入增長幅度較小的前提下，可以適當擴大一些債券發行規模，用于農業農村基礎設施、保障性住房、重大水利設施、貧困落后地區交通設施、節能環保、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投資建設。
　　（二）宏觀政策向私人消費方面傾斜
　　比如能不能利用財政存款，以轉移支付形式增加對窮人的補助，通過類似方式把資金導向私人消費領域。財政對低收入群體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可帶來消費的迅速增長，因為低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高，適當提高財政對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基本養老保險補助標準，有利于提高增加社會總消費。目前，中央對中西部地區城市的非正規就業居民和農民滿60歲以上的老人基本養老金補助每人每月補助55元，東部地區是275元。筆者認為，對中西部地區的補助標準可以提高到200元，東部100元。每月補助55元養老保險，很難保證他們過上體面的養老生活，即使補助200元也達不到體面的標準。其實，把錢補助給窮人，不僅能帶動消費，而且還能促進社會的穩定。因為，窮人最容易得到滿足，“給點陽光就燦爛”。政府應該學會用“小支出”換“大穩定”。
　　（三）繼續做好“減法”
　　繼續加大對企業和居民的減稅減費力度，在營改增擴圍基礎上，可適當降低一些進口日用消費品的關稅和消費稅。中國人現在把錢拿到國外消費去了，拉動了國外的消費。比如，一個LV包八、九百美元，而在國內，售價高達一萬人民幣以上，我們能否將這些奢侈品的關稅、消費稅降低一些，讓國人在國內買，把錢花在國內，拉動內需。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減少對企業的行政性收費項目。2013年行政收費減少了30多項，降低20多項，能不能再繼續減少？還有建議對小微企業暫時免征所得稅。對于城鄉居民個人而言，能不能將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從3500元調到5000元，通過這一政策刺激消費。
　　（四）實行真正的中性貨幣政策
　　要保持貨幣適度松緊，促進社會總供給的平衡，營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在進行兩次定向降低存準率、一次降息后，可以考慮繼續動用普遍性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利息手段。再者，各大金融機構向市場放貸應該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基礎上取消各種中介費，如服務費、信息費、擔保費，進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五）加快體制改革步伐
　　積極推進重點領域改革。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并使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要選準重點領域、關鍵方面，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就當前而言，可優先和重點推進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城鄉二元體制、國有企業體制、國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堅決破除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的體制障礙，完善政府在宏觀調控、加強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調整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推動國有企業向民間資本開放壟斷行業，有序退出競爭性領域；加快改革阻礙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戶籍及公共服務制度改革；積極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逐漸降低政府和企業在利潤分配中的所占比重，提高居民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特別要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所有這些改革都是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為經濟健康增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