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最核心的問題是深化改革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長江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確保改革取得成功。” 我們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堅強領導核心，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當中，黨的自身建設問題格外重要，對此，記者專訪了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教授。
　　記者：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部署，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全黨用一年左右時間自上而下分批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截止去年底，第一批開展教育實踐活動的單位已基本進入尾聲，您認為我黨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取得了怎樣的實際成效?
　　王長江：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目前剛剛開展了一半，今年一月份開始進入第二批，深入到地方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從現在進行的情況來看，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的。從群眾比較敏感、議論比較多的問題著手，使不正之風有所收斂。特別是對“送禮”這一類的問題，進行了嚴格規定，對遏制類似情況發生是很有成效的。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怎樣建立相應的制度，保證這種效果能夠持續下去，成為一個長期的工作。
　　記者：您認為，黨建工作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
　　王長江：黨建最核心的問題，我認為還是改革。如今我們的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這種深水區改革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隨著改革的推進，很多深層次的問題開始浮出水面。與改革初期不同，這些深層次的問題錯綜復雜的聯系在一起。往往是牽一發而動全身，所以很難一下子解決。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問題到最后都會歸結到“執政黨如何執政”的問題上。因而黨的建設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如果不能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就無法推進其他方面的改革。這些年我們黨的自身改革建設力度越來越大，一般通常提“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十八大提到黨的建設的改革創新，十八屆三中全會又強調了黨的建設制度的改革，說明黨自身的改革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話題。
　　很多看起來屬于純粹的一個領域的問題，實際上背后隱藏的還是黨的建設問題。比如說，在經濟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中特別強調地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看上去就是個經濟問題，但事實并不僅如此。在資源配置當中，讓市場自身發揮作用，與依靠政府行政手段進行控制，是兩條截然不同的思路。我們過去搞計劃經濟，政府無所不包，無法充分調動起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只靠黨的領導、政府的推動，缺乏市場調節，最后發現根本無法推動社會進步。這使我們不得不去思考，黨的領導到底該是什么樣子的。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黨的領導是全能的。而現在則必須改變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更多地給社會發展提供空間，這與過去相比是完全不同的。至于說政治方面，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里提出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治理。過去我們用的是“管理”，那么“管理”和“治理”有什么區別呢?“管理”和“治理”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如其中的“理”即為打理梳理整理的意思。但二者最大的區別是，“管理”的主體只有一個，就是政府和政府背后的執政黨。而“治理”的主體則更為多樣化，社會參與者、人民群眾、社會組織、企業，等等都是治理的主體，這些主體共同參與社會管理，就需要我們黨加大改革力度，轉變傳統理念，改革執政方式，以免包攬過多甚至出現腐敗現象。
　　記者：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加強黨內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問題高度重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特別提出要 “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著重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王長江：反腐倡廉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我們現在所說的“黨的建設”，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黨的建設”，它指的是執政黨的建設。執政與非執政的最大區別是黨成了掌權者。掌權者對于權力的使用須極為謹慎，否則就會產生問題。而產生問題的關鍵在于，權力本身不受制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對權力進行約束。不論是黨自身的改革也好，政治體制改革也好，最后都要落在約束權力上。約束了權力，腐敗現象才能減少。但是從現在我們約束權力的力度看，還有很多方面的問題值得思考。
　　在我看來，對權力的約束大體上分成兩大類，一是權力對權力的約束;二是非權力對權力的約束，即權利對權力的制約。這兩大類又可以細化成幾個小類。 首先是權力對權力的約束，有縱向的，其中有上對下的約束和下對上的約束;除了縱向的還有橫向的，即權力之間根據不同的功能，劃定各種權力的運行邊界，使權力彼此之間存在約束。 其次是非權力對權力的約束。第一，政府運行的透明公開化使得政府的所有行動都受公民的監督，公民有渠道對政府的決策提出質疑。第二，媒體的發展。由于民眾對于傳播渠道的需要，媒體逐漸發展起來，漸漸變成了一種獨立的監督力量。第三，組織。組織里面實際上也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老百姓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成立自己的利益團體，進而形成一定的權利邊界，一旦政府的運行超過這個邊界，便會以組織的形式進行抵制。另一部分是政黨。政黨都在不斷地爭取權力，爭到了權力的成了執政黨，爭不到的則成了反對黨，時刻在對執政黨權力的運行進行監督。這樣總結來說，對權力的約束可以總結為七個方面，即上對下的約束，下對上的約束，橫向的約束，政黨的約束，社會組織的約束，媒體的約束和公民監督的約束。仔細對照就會發現，我們至少有一半是缺乏的。
　　上對下的約束，我們力度正在不斷加強。但只有由上至下的管理模式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下對上的約束。在這一點上，西方是可以借鑒的。西方權力的邊界有明確的規定。當上級授權給下級，下級在使用權力時，上級則無權干預。如若上級有侵犯下級權力的行為，下級甚至可以對上級提出訴訟。這就是為權力確定邊界帶來的好處，更是下對上的約束鮮明的表現。而在我國，下對上的約束是嚴重缺乏的。從橫向的約束來看，我們提出了黨內要形成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機制，這是我們的目標和理想狀態。但事實上目前這種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其他方面，我們的社會組織還在發育，媒體方面的監督近年來正在加強，但受到的控制還是很嚴格的。公民監督的反饋渠道，則因為還沒有暢通起來，才會產生所謂的“上訪”。所以從這些角度說我們的缺項還很多，這些缺項造成了權力不受約束的局面，是導致腐敗的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今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將各方面的約束梳理出來，確定權力在監督下運行，確定權力有其明確的邊界，確定它需要什么樣的監督，監督的力度要有多大。
　　現在看來至少有兩條我們還沒有想出明確的解決辦法來，第一，政黨的監督。我們不能照搬西方，不要多黨制，這是不能改變的原則。但我們用什么樣的約束來替代?第二，權力和權力之間的制約，我們堅決反對照搬西方三權鼎立的模式，那就要研究一套中國特色的權力對權力制約的方式，這對腐敗問題的防治將會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記者：我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改革過程中一定會有很多的阻力和困難，在您看來最主要的阻力是什么?
　　王長江：我認為最主要的阻力還是既得利益。現在既得利益的問題還是很嚴重的。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問題，道理大家都懂得，都支持權力需要制約的觀點，但是一旦落實到己身，就會生出很多理由與借口，拼命阻止自己的權力受到制約。其根源就是既得利益。比如說最典型的審批權，高度集中的審批權，在缺乏監督制衡的情況下，往往容易異化為權力尋租的工具。這種權力的運行方式肯定是不行的。而既得利益問題的產生是體制造成的。
　　改革改什么?就是要改變原有的權力配置，調整原有的權力格局。原有的權力格局不但會使運行低效，還會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要敢于去觸動這種既得利益格局。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以往改革的思路還是有一定問題的。改革是對現有利益格局進行調整，意味著要打破現有的權力邊界，這有點類似于危機治理。比如說一條河流污染了，原因是企業有毒原料泄漏。這時候，只讓工廠停止排放是不夠的。已經泄漏的部分需要管河流的部門來處理。但僅此還不夠，如果工廠不關閉源頭，也同樣是徒勞無功的。毒氣體氣味散發出去之后，居民反映到環保局，環保局要動員起來，處理空氣問題。只有有關方面的工作同時開展，才能解決問題。這就需要統籌配合。如果各自為政，很顯然是沒有任何辦法的。常規的行政模式必須打破，要在企業、水利局、環保局之上建立一個擁有更高權力的機構，來統籌處理。
　　同樣的道理，改革是打破常規，而不是常規工作。像對待常規工作一樣對待改革，一個改革的號召之后，便要求各部門去落實，可想而知，必然導致改革變形。部門不會主動去消減自己的權力，一些部門甚至會夸大自己的作用，尋求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力。各部門權力的擴大，伴隨著老百姓的權力越來越小，老百姓不歡迎這樣的改革。這會使改革的權威下降，造成改革變形。這種情況還會引得既得利益群體渾水摸魚，借機反對改革，讓人們誤認為“改革是錯誤的”，模糊了改革的導向，這才是最危險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概括起來有兩點，一是認識到改革的核心還是既得利益的問題，二是要克服既得利益的問題，就必須注重頂層設計，超越既得利益之上去設計改革、統籌改革。
　　記者：要確保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就要各級黨委提高領導改革的能力，那么該如何提高各級黨委領導改革的能力呢?
　　王長江：統籌改革應該由黨來領導，從這個角度來說，建立全面深化改革小組是正確的選擇，這也是超越部門之上來統籌改革。領導小組模式是傳統的一種做法，其中包含很多的不確定性。有的領導小組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統籌下面的所有部門，加大執行力度來解決問題。作為頂層設計單位應該說這樣的領導小組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些領導小組只是簡單地把有關部門代表湊在一起，由一個更高的領導來帶領，改革成了從事各部門利益的博弈，如果是這樣一個結果，改革就失去了意義。所以，關鍵在于領導小組建立后該如何運行，如何進行頂層設計。我覺得所謂“加強黨的領導”，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由黨來推動頂層設計，作為領導者，必須對整個國家和社會全局性的問題進行統籌協調。
　　記者：公務員分類改革，近幾年一直是熱點問題，那么該如何破除“官本位”觀念，推進公務員分類改革深化呢?
　　王長江：可以這樣說，如果通盤的改革設計沒有確定，那么這方面再改革都是沒用的。因為公務員本身涉及的是國家如何管理、如何領導的問題。首先要分清誰是領導者，什么東西應該交給市場，什么人又是統籌這些的。這些角色如果分不清楚的話，公務員是干什么的就無從談起。我們過去的改革讓大家覺得沒有什么太大的成效，原因就在這里。我們舉個例子，公務員制度來源于西方，之所以要實行公務員制度，是因為國家需要一批人員來管理，而民主政治是指多數人把權力交給少數人，由少數人來操作權力運行，這個少數人就是公務員。代表老百姓作決策的那些人，就叫政務官，由老百姓選任;執行的、進行具體操作的那些人，要具備一定的能力和技術，就實行考任制。我們對公務員似乎不是這樣一種理解。按照我們現在對公務員的概念，“吃國家飯”就叫公務員，好像公務員成了一種待遇，這就跟“官本位”聯系起來了。這種所謂“官本位”的東西由來已久，并不是說國家需要有人來管理，管理是為了給大家提供更好的條件，而是強調了一種地位，甚至認為，因為這個國家需要人來管理，這些“管理”別人的人必須比普通人高明，于是造成“管人的人就比別人高”這樣的理念產生。這個理念我們始終沒有轉變過來。
　　平心而論，一個社會有序發展比無序發展要好很多。什么是有序發展，就是有這樣一些人，除卻自己的生活之外，還在設計著大家的生活該如何過才更好。這些人是社會精英。政黨和社會精英聯合在一起，確實有設計能力，是能干出一些實事來的。但不要忘了，這些精英在本質上與普通人是一樣的。遺憾的是，在我們的宣傳里面，這些人比別人優秀，比別人高明，如此一來又和傳統的封建式的管理體制結合起來，強化了“官本位”的體系，于是大家都拿這個作為標準，成了一種參照系。“官本位”的來源是“金本位”，在這個理念中，“官”成為了一種參照系，以“官”作為標準來衡量一個人的高低貴賤。所以打破“官本位”必須從我們國家治理方面，從民主化的角度進行切入。實際上這是個民主問題。當老百姓真正的當家作主，所有的“官”、公務員都是替百姓服務的人，等到這種關系真正確立起來的時候，也就不存在“官本位”，而是“民本位”了。
　　記者：您認為做好2014年黨建工作最緊要的問題是什么?
　　王長江：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把現有的成果用制度的形式確定下來，現在黨建工作的勢頭還是值得肯定的。反腐倡廉、作風建設、整個黨的隊伍的整肅、官員問責等等方面都在穩步推進。關鍵是要用一種確定的制度將現在進行的一切固定下來，這是個更難做的事情。另外一方面，還是要深化改革。防止權力的濫用，歸根結底還是要約束住權力，最根本的措施，就是加強民主。沒有民主，權力是約束不住的，這個問題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不明白的是，為什么近年來掀起了一小股懷疑民主、試圖繞開民主的風。不發動群眾的力量，只依靠從上至下的管理方式，是無法推動社會發展的，許多國家發展的經驗教訓已經反反復復證明了這一點。歸根結底還是要注重民主，還是應該大力推進民主建設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