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新常態”的應該、必須與本來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辛鳴

　　“新常態”，本來是習近平總書記用于描述中國經濟的一個詞，可是近來越來越被“跨界”指稱中國政治，一些媒體更是將其合二為一統稱“習近平新常態”。這或許會引發一些討論，但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中國社會為什么會出現新常態，為什么又能夠出現新常態。
    新常態是中國社會的“應該”狀態反映的是對價值的堅守   
    一個社會決不只是人類自然本性的恣肆泛濫和叢林法則的簡單博弈，人們發展經濟、選擇政治更看重的是通過經濟政治的運行，實現他們理想的社會目標與價值追求。因而，圍繞特定目標和追求而呈現出來的經濟作為與政治努力就是該社會的“應該”狀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偉大的夢想，新常態反映的正是對這一價值的堅守。
    我們以經濟新常態為例。告別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進入了調整盤點、穩中求進的狀態。很多人對中國經濟這一新常態很不適應，當作是力不從心的無奈之舉。其實不然，以今日中國經濟之實力，再來一個4萬億甚至8萬億的經濟刺激都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去做那樣一件飲鴆止渴的事情呢？經濟新常態恰恰表明中國在“經濟應該是什么和為什么”上弄清楚了。
    經濟應該求“好”而不只是“快”，經濟發展應該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而不僅僅是數字游戲，經濟發展的成果應該能為最廣大的民眾所共享，而不是變為少數人積累財富要挾社會的工具，經濟發展既要立足當下更要著眼未來，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增長”，也是李克強總理以改革為主打的“強式改革”，而不是片面的財政貨幣刺激。
    依靠財政寬松貨幣“放水”固然能維持一時的經濟高增長，依靠廉價勞動力為世界打工也能換來天量的國際貿易順差，但這不是持久之計。我們這么大的國家，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經濟附庸。我們可以引進技術，但不是什么東西都可以引進，“關鍵技術還是要靠自己”；我們要善于運用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發展自己，可是一個大國尤其還是有獨立政治形態追求的大國，沒有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同樣是不可想象的；我們是可以用貿易換回可口可樂、波音空客甚至大量的美元，但是不可能換回強大的國防、高端的產業、高素質的勞動者等大國之所以是大國的“標配”。而所有這些是慢工出細活，需要的是工夫、是耐心、是堅守。
    經濟上的“應該”自然帶來政治上的“應該”。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到依法治國，從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到重申政黨理想信念，讓人民群眾不僅形式上當家，更要事實上做主，中國政治新常態方興未艾。“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習近平總書記這番話就是對中國政治新常態最好的闡述。
    新常態是中國社會的“必須”狀態體現的是對規律的遵循
    大國復興，應該做的事情很多，必須做的事情同樣不少。“必須”體現的是對規律的遵循，無視規律一廂情愿、漠視規律得過且過是大國復興的陷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必須克服不良現象，必須化解深層矛盾，必須守住身份認同，政治新常態在這些方面同樣是可圈可點：
    ——打鐵先得自身硬，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社會的領導核心，先進優秀是底線要求，也是執政合法性的根基。但這些年來一些政黨成員信仰喪失、作風萎靡、行為腐化已有蔓延之勢。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不僅政黨自身戰斗力喪失，社會認同也會消失，長期執政就無從談起。于是，以雷霆萬鈞的反腐敗從嚴治黨，就成為政治新常態的第一幕。
    ——改革不能變成少數人攫取財富的狂歡，不著眼于共同富裕的改革沒有前途；改革不能讓階層固化、群體隔閡。如何才能重整改革形象，積聚改革共識？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以自我革命的勇氣全面深化改革，這是必須的。
    ——人類社會越走向現代化，身份認同的問題越凸顯。人類社會的技術也許是普適的，西方社會的汽車是四個輪子，東方社會的汽車沒有必要刻意用三個輪子。但是人類社會的文化價值卻不是也不能普適，否則就是現代流水生產線上的“標準品”。那么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標注“這一個”，不至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湮沒了自己、喪失了自我，守住、呵護并發揚自己的文化基因、價值源泉、精神家園就成為一種必須。只有保持了精神獨立，經濟、政治獨立才有了堅實的基礎，經濟政治才會真正獨立。習近平總書記曲阜訪孔府、北京講孔子，世界各國談文化，正是要把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發揚光大，通過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為現代中國找到證明自己、說明自己的“軟實力”。
    新常態是中國社會的“本來”狀態表達的是對歷史的接續
    我們的一些同志在解讀“習近平新常態”的時候，往往把重點放在“新”上。新領導、新作為、新氣象當然值得大書特書，但是“習近平新常態”要義關鍵在“常”。我們之所以能把黨的十八大以來不到兩年時間的作為、面貌、氣象冠之以“新常態”，就是因為這些作為、面貌、氣象與中國共產黨奮斗90多年、執政60多年、改革30多年的作為、面貌、氣象是一以貫之的，其實就是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本來”狀態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接著做”。
    在強力反腐敗，打老虎沒有最大只有更大方面，我們可以聽到當年毛澤東從嚴懲處劉青山張子善的回響；在堅持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方面，我們仿佛又看到了鄧小平當年為改革殺出一條血路的堅毅身影；風生水起的生態文明、自信從容的經濟新常態更是堅持科學發展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的碩果。
    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從前輩手中接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接力棒，更把他們的精神與意志、努力與作為“當作時刻不能忘、須臾不能丟的立身之本”。關于這一點，我們重溫習近平總書記的兩篇講話會理解得更深入。
    十八大后的這兩年，正逢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和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都作了重要講話。對于毛澤東，他指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對于鄧小平，他概括了“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的崇高品格、對人民無比熱愛的偉大情懷、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理論品質、不斷開拓創新的政治勇氣、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坦蕩無私的博大胸襟。”這“三大靈魂”、“六大品格”確實是兩代偉人最突出的標志，但我們細細品味，認真觀察，這又何嘗不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自勉與期許，踐履與遵循？
    通過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保有中國精神的獨立性，在十八大報告里寫入“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強調“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等，如果我們把這一切稱為新常態，那么恐怕更多的是一代接著一代做的“常”，是寓常于新的表述、作為與姿態。
    那么，為什么我們會把這樣一種應該、必須、本來的狀態視為“新”呢？再光彩奪目的寶珠，不勤于打掃也會蒙上灰塵失去光芒；再先進優秀的群體，不保持自省也會犯無心之過。至于少數人更會通過“反常”來獲取不公平正義的特殊利益，而且日子久了“反常”會變為“正常”，潛規則大行其道，偽道理甚囂塵上，惡作為肆無忌憚。在這個時候，“常”倒反而有些新鮮和陌生了。這也提醒我們，今日中國社會在守“常”方面依然任重道遠。
    至于稱之為 “習近平新常態”，其實反映的是中國社會對新常態所體現出來的自警、自尊、自信、自強等希望與信念的認同與呼喚，而習近平正以其鮮明的個人風格給了中國社會這樣一種希望與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