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評估地方懶政現象

對于地方懶政的判斷并不可取

　　首先，不應當把嚴格執行八項規定和強力反腐之后一些官員消極的工作狀態解讀為反腐敗斗爭和八項規定帶來的束縛和阻礙。筆者在調研中也曾聽到有官員說，現在財政有錢也花不出去了。或許看上去一些官員做事少了，但實際上這更多是權力受到了制約，是權力被關進籠子里的生動寫照。固然財政資金沉淀也有其他問題，但應當說現在地方官員亂作為的行為確實大大減少了。也就是說，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是規范有序、科學合理的積極性，而不允許不規范、不科學、不合理的積極性。也正是針對過去存在的一些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1月山東調研期間的講話中，既要求領導干部信心堅定、行動堅決，科學推進、勇于擔當，同時也要求他們準確推進改革，認真執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還沒弄明白就盲目推進。要有序推進改革，該中央統一部署的不要搶跑，該盡早推進的不要拖宕，該試點的不要倉促推開，該深入研究后再推進的不要急于求成，該得到法律授權的不要超前推進。
　　其次，并不僅僅是現在有官員缺乏改革創新的積極性，過去也有。毛主席曾經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各地方的官員不僅精神狀態不一樣，能力水平也有不同，但總體上有創新能力的人畢竟占少數，30%的官員很有干勁是正常現象。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客觀上也確實只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了起來，而后富的人和地區并不是不愿意一起富、也沒有人阻止他們先富起來，而只是主客觀條件不一樣。
　　再次，許多問題的解決確實需要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作出頂層設計，然后才能逐步推進，局部地方很難自行進行改革試驗。同時，干部管理體制、政績考核制度等一些體制機制也確實存在著阻礙地方官員進行改革創新的問題。比如地方政府首長經選舉上任之后，還沒來得及熟悉情況，就因為工作需要調離了工作崗位，要求他們推進改革試驗也是不現實的。所以，我認為，對于地方懶政的判斷和擔憂并不可取。

地方官員要強化大局意識和機遇意識

　　如果一些官員的“懶政”成了普遍關注的問題，人們就需要認真對待，努力為地方試驗創造出良好的氛圍和條件；同時，也要解決地方官員的認識問題。本文認為，首要和關鍵的問題是要增強大局意識和機遇意識。
　　第一，地方官員一定要增強大局意識。中央決策從來不是中央領導人拍腦袋拍出來的，而是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總結概括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的結果。鄧小平多次講中共中央的改革決策主要來自地方改革創新。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說，“開始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改革。有兩個省帶頭”，一個是四川，一個是安徽，“我們就是根據這兩個省積累的經驗，制定了關于改革的方針政策”。他明確承認，農村改革中出現鄉鎮企業，“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因此，在中國特色的決策體制下，地方官員不僅具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責任，還具有立足地方、胸懷全國，以地方經驗為中央決策作出貢獻的責任。盡管“宰相必起于州部”，但沒有“宰相”的大局意識、戰略意識，也就不可能走出“州部”。
　　第二，地方官員一定要增強機遇意識。在現階段，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面臨的復雜情況和困難程度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地方試驗為中央決策提供實踐依據和經驗基礎。可以說，改革的困難越多、難度越大，就越是地方官員發揮智慧和創造性的機遇。“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事業，正是有抱負、有能力的地方官員大顯身手的舞臺。眾所周知，前文引述鄧小平所說四川、安徽試驗為中央決策作出貢獻的史實中，正是因為他們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大膽進行了探索。決定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正是從他們的地方試驗開始的，所以當時這兩個地方的主政官員后來都成了中央領導人，從地方性的政治家成長為全國性的政治家。只有在國家和民族需要的時候，能夠為全局性的重大決策發揮作用，才能造就個人的政治業績和歷史地位。

敢于試驗，善于試驗

　　全面深化改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無論是中央領導者，還是地方領導者，都需要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執政能力。好在中央決策已經為地方試驗指明了方向、規范了路徑，這就是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只要切實地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中央的方針，地方試驗就一定能夠得以推動并取得成效。
　　全面深化改革的地方試驗，第一要科學。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來看，科學執政首要一條就是要深入調查研究，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客觀條件進行十分深入透徹的研究。如果一個縣的領導人能夠和本地1/100-1/1000左右的居民深入溝通交流，就可以對地方改革試驗的主觀條件有所把握。其次，科學執政就是要依靠專家。調查研究不僅僅要向利益相關者了解情況，還應當聽取非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建議。一些發達國家政權機關做決策，通常要聘請多個智庫為其提供決策方案，這是治理現代化的一種體現，這樣的經驗很值得學習借鑒。
　　第二要民主。地方政府推進地方性的改革試驗，在程序上，可以先經過政治協商制度的協商民主，再由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決策。在我國，協商民主本身也處于試驗階段，也是地方試驗的好課題。比如可以學習借鑒國內外一些經驗，把地方領導者提出的決策方案提交各種層級和范圍的聽證會、討論會，讓社會各方面充分發表意見、充分交流討論甚至辯論，在充分吸納各方面意見建議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決策方案，然后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成為具有法律性效力的文件，再由政府來執行。
　　第三要依法。地方性改革試驗要依法應該有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要具有法律上的合法性，即要遵守國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規，特別是國家憲法。二是要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前文提到的改革試驗的決策方案應當經過本地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這就是依法定程序取得政治合法性。三是要具有行政上的合法性，即要取得上級領導機關的批準和授權。本地政府提出的改革試驗方案經由本地人民代表大會批準以后，還要報上級行政領導機關批準。
　　（作者為民革中央“三農”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