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改革命運的三種力量

　　中國、美國、歐洲都在改革。
　　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上臺時的口號便是：變革。我認為美國需要改革的是過度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給老百姓的資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歐洲債務危機以后，政界已經達成改革的共識，其重點應該針對過度的福利主義，因為過度的福利導致債務經濟，削弱了經濟的活力；中國的全面改革從文革結束后開始，當時改革的主要對象是意識形態掛帥和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
　　從改革的結果來看，中國可能是相對最成功的。主要體現在三十多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現在，中國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基本實現了全民覆蓋，美國的醫療改革還沒有成功。從2004年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基本沒有遭遇歐美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解決了很多問題。如今，美國改革遭遇的障礙恐怕是福山所說的“否決政治”，美國政治體制中的否決點太多，很難進行實質性改革。在歐洲，政客如果提出根本性改革，往往要下臺，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德國之所以現在經濟狀況較好，是因為施羅德執政時進行了福利改革，但他后來便下臺了。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怎么解決改革和西方民主之間的矛盾。
　　一個國家有三種力量：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大致決定了改革的命運。
　　在美國模式下，資本力量過大，壓倒或左右了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最主要的標志便是根據2010和2014年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機構和個人的競選捐款不再有上限。有時候我說，美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華爾街。錢生錢的游戲玩得上癮，是戒不掉的。這個制度如果不改革，恐怕未來會有更大的危機。
　　如果說美國改革不成功是資本力量過大，歐洲改革成效不彰的原因則是社會力量過大。雖然歐洲的資本力量也很大，但不如美國，歐洲是社會力量壓倒了其他兩股力量。在歐洲，民主有如一種宗教，許多具體問題都靠民主解決，其中的假設便是越多人參與越好。用中國人的話講，歐洲光有民主沒有集中，難以形成改革的合力。
　　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達到一種新的、動態的平衡。建國后的前三十年中，資本力量基本不存在，社會力量太弱，政治力量過于強勢造成了文革等悲劇。改革開放以后情況變了，資本力量發展起來了，社會力量也逐漸發展起來了，特別是現在有了互聯網傳播，政治力量仍然保持了相對的中性和強勢。這是符合中國傳統的，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政府幾乎都是比較中性、強勢的。治理中國這樣的大國，領導人需要有擔當，否則做不了事情。中國的社會力量、資本力量發展起來之后，已經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種壓力和制約。我認為，相對中性、強勢的政治力量，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改革比較成功的原因。
　　關于中國可以講得更具體一點。
　　歷史上，中國政治力量總是處于相對比較強勢的地位，也處于相對比較中立的地位。這個傳統延續至今，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和資本力量的影響也在迅速擴大，但中國的政治力量總體上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和中立性。
　　資本力量的長處在于它可以創造效率和財富。過去60多年的歷史表明，前30年間，中國對資本力量壓制過多，導致了經濟活力嚴重不足，民生改善進程過慢；隨著改革開放，資本的力量迸發了，中國人創造了財富增長的世界奇跡。但資本力量也帶來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沒有其它制約力量的話，資本逐利的特點會導致社會高度兩極分化乃至金融危機、經濟危機。
　　在中國，資本力量總體上受到了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某種制約。即使在貧富差距明顯擴大的今天，中國政治力量還是保證了弱勢群體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國社會力量延續中國平民主義的傳統，社會主流幾乎也一直傾向于節制資本。
　　三種力量的這種動態平衡格局應該是中國得以避免美國式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中國夢的前景可能比美國夢的前景更為精彩的主要原因。隨著經濟發展，中國社會力量迅猛發展，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和參政方式。前30年間，中國社會力量過于單薄，這導致了許多問題，包括社會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饋嚴重失靈等，這也是為什么當政治力量過強，導致了像大躍進和文革這樣的悲劇時，社會力量無法實現及時有效的反饋和反制。
　　隨著中國經濟和互聯網的興起，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擴大，中國社會力量已經開始影響中國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對許多公共政策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討論從未像今天這樣開放，這種討論已經成了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人的言論自由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廣泛。
　　但社會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別是追求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義的趨勢也需要警惕。好在中國的政治力量已經注意到了這種情況，開始更多地對社會力量進行引導甚至糾偏。最近強調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網上謠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說明中國的政治力量頭腦清醒。這種糾偏代表了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和整體利益，值得肯定。
　　所以，我的基本結論是，在改革方面，中國模式總體比歐洲模式和美國模式成功。
　　中國與美國相比，在中國，100個最富的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但在美國，恐怕二三十個最富的美國人便可以左右白宮。與歐洲相比，歐洲決策過程中社會力量過大，導致“從群眾中來，但沒有到群眾中去”。
　　我們應該繼續沿著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走，也就是保持政治力量相對比較中性和強勢的特點，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來推動改革和現代化事業。在技術層面，可以借鑒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在政治層面（即三種力量的平衡方面）中國要堅持自己的模式。中國模式是對西方模式的一種超越（transcendence），用通俗的話講，就是既要避免美國病，又要避免希臘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