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公信力的三維視角分析

　　中國共產黨公信力反映的是民眾對黨在政治上的信任關系，其影響因素包括宏觀社會環境系統因素、共產黨執政系統因素、微觀民眾系統因素。20世紀以來宏觀社會環境呈現顯著的民主化、市場化、多元化的特點，民眾系統的發展體現出多元化的層級差異、多樣性的需求差異以及民眾對政治績效的感知差異等特點，應對環境和民眾系統影響因素的挑戰，提升共產黨公信力水平，要通過培養民眾對黨和政府的政治制度信任、政治價值信任、公共政策信任以及黨員干部信任等途徑，最終實現提升黨的公信力水平的目的。
　　執政黨公信力反映的是民眾對于執政黨在政治上的信任關系。公信力既是執政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也是其樹立積極的執政形象和維系良好政治秩序的必要條件。任何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都需要時刻維護和不斷提升自身公信力，從而夯實其合法性基礎實現有效治理。要不斷維護和提升人民群眾對黨在政治上的信任感，就必須從黨和人民群眾本身以及聯系二者的相關紐帶中尋找，具體來說包括二者所置身的社會環境系統、黨的執政系統以及民眾系統三個緯度。
　　一、宏觀的社會環境系統影響因素分析
　　(一)民主化的政治環境
　　政治民主化是現代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黨的公信力既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也遭遇了若干挑戰。在民主制度下，民眾對執政黨的態度是問責而不是感恩。民眾的主體意識增強，對于執政黨和政治權威有更多的懷疑和批判精神。正如美國學者馬克·沃倫所言，“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著對權威的監督越多，信任越少。”亨廷頓也認為民主使人們越來越懷疑權威，在政治活動中，“公眾對政治領導人和組織的信賴和信任程度的衰落，政治體制中(如政黨、總統直屬的政府機構)權力和影響力下降”。與傳統的中國政治社會相比較，在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民眾個性和獨立性都較以往有所擴張，政治信任的形成具有明顯的從政治依賴向政治選擇轉變的傾向，對新時期執政黨公信力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
　　(二)市場化的經濟環境
　　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影響中國共產黨公信力。物質財富是政治資源的根本性要素和實現政治目標的重要手段。執政黨領導下的政府只有擁有足夠的物質保障才能保持正常的運轉和履行治理職能，進而以公共政策形式來投資民生工程、推進社會福利等實現財富的社會再分配，具體表現為民眾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狀況等諸方面的改善。只有當民眾從政治產品中獲得利益和需求滿足時，他們的生活滿意度才會提高，由此激發對執政黨和政府的信任情感和態度。如果執政黨領導經濟發展不利，民眾生活質量降低，必然激發政治不信任，甚至引發沖擊政府的政治不信任表達，造成社會動蕩。從中國的發展現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社會發展從執政績效的角度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為共產黨贏得了廣泛的聲譽，共產黨也因此獲得了民眾極大的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經濟生活的變遷影響政治信任。特定的經濟生活范式下，民眾與政府體系形成特有關系，這些關系規定著他們的政治信任狀況。當經濟生活發生變化時，人們必然會產生新的政治需求和動機，形成新的政治心理。例如，在計劃經濟時代，民眾大多把自己需求的滿足指向政治體系，人們的工作、生活、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需求都與政府相關；而在市場經濟時代，民眾需求的滿足主要指向市場領域而非政治體系。但在社會轉型期，政治信任的生成邏輯既包含轉型前的社會價值特點，也包括新的市場經濟體系的價值要求?；祀s的政治信任生成邏輯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民眾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認同度，削弱了黨的公信力提升的社會信任基礎。但也應該看到，市場經濟訓練了經濟主體獨立性的發展、促進了社會交往的擴大，刺激了社會信任以及政治信任的需求和供給，為共產黨公信力的提升提供了信任機制基礎。
　　(三)多元化的文化環境
　　政治信任的文化環境主要指政治人所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它由前人的理性思維成果如哲學思想、政治思想、科學思想和經濟思想等精神產品交織而成，并以歷史傳統的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成為自覺不自覺支配人們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的力量。人們對政治體系的支持和信任，與文化環境中的影響因素相關，人們對文化環境中的一些認知會自然地滲透到政治生活中，形成關于政治生活的某些習慣、價值觀念等，從而形成對于政治體系的信任和不信任的判斷。例如，阿爾蒙德、帕特南等西方學者都認識到：民眾對政治制度的信任不是產生于政治制度本身，而是來自于政治制度之外，來源于民眾長期生活所形成的價值信仰之中。這些價值信仰已經內化為社會的文化規范，并且通過早期社會化的形式灌輸到社會成員的思想意識中。
　　政治文化構成政治信任的重要背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認為，文化傳統對人的成長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人不僅是生物遺傳的產物，更主要的是傳統的作品”，文化對于個人而言，“可以說是他的第二天性”。改革開放加大了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交流，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傳播使我國政治思想領域的斗爭異常激烈，當代中國社會的文化認同和執政黨政治權威認同面臨文化多元化的沖擊。應對文化多元化的沖擊，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進行文化創新和意識形態重建，相繼提出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實現了意識形態的世俗化、人本化，這是當前黨的公信力仍然保持相當程度的重要原因。
　　二、中觀的執政系統影響因素分析
　　(一)政治制度信任
　　政治制度是政治權力規范化和強制性的表現形式。制度作為規則約束著人們的行為，建立起社會的信任關系，因而制度本身必須可信、可靠。制度的確立必須符合人們的價值觀，具有高度的民眾認同感?！皼]有哪種純粹的法律制度能夠經受民眾高度的疏遠或懷疑，也沒有哪種法律體系能夠在法律無法獲得高度信任和尊重的情況下有效運轉?！贝送?，制度必須具有可靠性，能夠確保公共權力運行的確定性、可控性和預見性。
　　就我國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在制度規范化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為提升黨和政府公信力作出了積極的努力。一方面，我國目前已經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等一整套相互銜接、相互聯系的制度體系。另一方面，在規避政治不信任的制度建設上，我國目前已廣泛應用的審計制度、監察制度、問責制度以及傳媒自主、集體決策等政治原則，有助于實現政治組織的透明性、政治行為程序的公正性、政治秩序的穩定性以及政治結果的可控性，從而保證公共權力能夠被放進籠子里，能夠為民所用，確保民眾施予黨和政府的信任免受背叛。同時，還應該承認，一些具體制度和體制還沒有很好地發揮促進政治溝通，凝聚政治信任的功效，一些制度安排還處于缺席狀態，需要不斷提升制度信任建設。
　　(二)政治價值信任
　　政治價值引導公共權力的行動取向和規定公共權力的運行目標，是政治體系中最核心的因素。任何政治體系都以追求和實現某些價值為目標，政治價值偏愛構成政治體系的鮮明特色和顯著標志，是政治體系存在和發展的根本。缺乏政治價值的引領，民眾對于公共權力運行和公共資源分配很難形成共識，結果只能“導致政治生活的失范與無序，甚至是政治體系的崩塌”。在政治價值體系中居于首要地位的要素就是正義，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敝鲝埡妥非笊鐣x，既是執政黨的歷史使命，也是執政黨提升公信力的必要舉措。中國共產黨一向重視推行社會正義，始終把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崇高使命。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今后深化改革要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對于推進全社會的政治價值信任都是十分有益的。
　　(三)公共政策信任
　　公共政策是公共權力的動態運行，是政治體系解決公共問題、向民眾提供公共服務的政治過程。公共政策是連接民眾與政治體系進行政治輸入和輸出的重要渠道。一方面，執政黨和政府通過公共政策對公共資源進行權威性分配，公共政策是政治輸出的常規方式。另一方面，執政黨和政府也通過公共政策對政治輸出進行調整，借此解決社會矛盾和平衡社會利益分歧。而民眾對公共政策信任態度的產生源于程序信任和績效信任兩種途徑。程序信任要求公共政策在制定、執行、監督和反饋過程中遵循科學、民主、公平和開放的程序，充分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本質，在民眾與政治體系的有效溝通中培養政治信任關系。績效信任指的是民眾對于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務和解決社會公共問題的實際效能的滿意度。程序信任往往與制度信任關聯，而績效信任卻與民眾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主觀感受和安全體驗等密切相關，例如生活幸福感、在治安、環保、公共安全、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滿意度等都會影響民眾對于執政黨和政府的信任關系。
執政黨在公共政策信任建設方面一是要加強公共政策的程序建設，增強公共政策過程的科學性、民主性、公平性和開放性管理，促進民眾參與公共政策過程，進而培養民眾對于程序的熱愛和信任度；二是要深化公共政策的民生導向，公共決策不僅要關注宏觀經濟的發展與數量的增長，更要關注政府的公共服務效能，通過民眾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的提高增強執政黨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度。
　　(四)黨員干部信任
　　民眾對執政黨的認知、認同與信任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他們與黨員干部的互動，尤其是對黨員干部履行公職狀況的認識和判斷。公共權力是抽象的，民眾對于執政黨的認識要通過行使權力的人來認識，因此黨員干部是共產黨公信力評價體系中一個可以獨立存在的部分。對于共產黨的信任，首先要對黨員干部產生信任，“只有行為者才能被信任，因為他們是唯一能夠互給信任的單位?！痹诂F實政治生活中，黨員干部所處的崗位使其既可能為公眾服務，也可能無意識地消極瀆職甚至有意識地公權私用。因此，如果黨員干部能夠合法履職，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塑造先鋒形象，民眾自然會信任黨，執政黨公信力自然高漲；如果黨員干部濫用職權，不能發揮表率功能，敗壞黨的形象，執政黨公信力就自然會低落。
　　目前黨員干部隊伍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嚴重影響了老百姓對黨的認同，制約了共產黨公信力的提升。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踐行群眾路線，清除黨員干部中存在的貪污腐敗、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方面做出了切實地努力。黨中央的反腐舉措向廣大群眾傳遞了反腐倡廉的正能量，對于修復民眾對于黨員干部的政治信任具有積極意義。
　　三、微觀的民眾系統影響因素分析
　　1.民眾系統的層級差異
　　民眾個體差異直接影響他們對共產黨的政治態度，相關變量主要表現為年齡、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職業身份、居住地等。有調查顯示，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在對共產黨公信力的評價上有較大差異，中老年人對黨和政府信任度和滿意度較高，而青年人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在價值觀和信仰方面更具有個性化和多元化的特點，對黨和政府的態度相對消極。從受教育程度來看，本科以上學歷的群體對于民主、自由價值的追求相對要高，對于黨和政府的滿意度評價略低于其他群體。從政治面貌來看，共產黨員對共產黨具有明顯的滿意度和歸宿感，普通群眾對黨的認同度相對低一些。從職業身份來看，公務員對共產黨公信力評價最高，企業高管和私營業主等次之，生活條件較低的農民、城鄉無業、失業者最低。從居住地來看，地方政府政治運作功能紊亂、貪污腐敗現象嚴重的地區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較低，共產黨公信力遭遇較大挑戰。因此，提升共產黨公信力需要針對不同的群體區別對待，重點關注年輕群體和社會底層群體的生存狀態以及難點地區的治理。
　　2.民眾需求的多樣性差異
　　執政黨公信力水平直接反映了執政黨滿足民眾需求的程度。一個政黨只有代表民意、傾聽民聲，關注民生，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與支持，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就中國情況看，當下執政黨公信力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黨和政府沒有及時滿足民眾的各種需求。尤其是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發展過程中，我國經濟社會經歷著深刻的變革，民眾需求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給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帶來巨大壓力。一是工業化和市場化過程中產生的許多經濟、環境、社會等問題引發了公共需求的集聚，例如食品安全、公共醫療、社會保障、就業培訓等，拷問執政黨在復雜形勢下的執政能力；二是城鎮化帶來了社會公共服務需求激增，有些領域政府部門反應不力；三是伴隨著社會發展，目前多數民眾需求已經從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公共性需求和發展型需求急劇增加，人們開始將更多的時間、精力和支出投入到社會公共領域。這些變化要求執政黨順應民意，制定并踐行以民眾需求為導向的執政策略。
　　3.民眾對執政績效的感知
　　“執政黨公信力是民眾對執政黨執政行為滿意程度的一種主觀評價”，這種主觀評價不僅與執政黨的政治績效相關，還與民眾個體的直觀感受和主觀態度相關。執政績效的改善提高與民眾滿意度并不必然正相關，甚至在績效有所改善的情況下，民眾可能還是不滿意。因此，用政治績效本身來衡量民眾的滿意度是不充分的，除了政治績效外，還必須考慮到民眾的預期與執政黨實際績效的符合程度，否則，即使實際績效再高，也可能不被民眾接受。執政黨的客觀績效是一回事，民眾對執政績效的認知是另外一回事。事實上，黨和政府的政治輸出不可能只有積極的一面而沒有消極的一面。如果民眾或媒體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政治結果的消極方面，并且放大這些消極方面的因素，就會影響到民眾對黨和政府績效的準確評價并可能進而影響到民眾對于政府的滿意度。因此，必須加強民眾和政府溝通渠道的建設。當前，民眾對于政府績效的認知主要有兩種渠道：一是政府主導的多維媒體的正面宣傳；二是民眾個人生活的具體感知。這兩種認知渠道都存在片面性，當民眾個人感知和媒體正面報道產生偏差甚至沖突時，正面報道可能讓民眾產生不信服甚至抵觸情緒，不利于在執政黨和民眾之間形成有效溝通。黨和政府有必要加強溝通渠道的制度建設，使民眾能夠參與到政治運作中，并從中切實地感受到好的政治績效。
總的來說，20世紀以來以民主化、市場化、多元化為顯著特征的宏觀社會環境系統深刻影響著中國共產黨、人民群眾自身的發展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這一背景下，民眾系統的發展體現出多元化的層級差異、多樣性的需求差異以及民眾對政治績效的感知差異等特點。應對環境系統影響因素和民眾系統影響因素的挑戰，共產黨要提升公信力水平，必須充分了解現時代以及民眾特點和需求，架起政黨與民眾之間有效溝通的橋梁，通過培養民眾對黨和政府的政治制度信任、政治價值信任、公共政策信任以及黨員干部信任等途徑，最終實現提升黨的公信力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