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實現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重在用制度管住決策和用人兩件大事，管住決策權和用人權這兩個重點。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著力解決用人中的腐敗問題，目前已初見成效，特別是今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和《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的頒布，昭示著把用人權關進制度籠子已邁出了實實在在的步伐。當前，建立和完善領導干部決策責任終身制則是旨在把決策權關進制度籠子里的有益嘗試，這其中又特別強調決策失誤責任要終身追究，更加注重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和長期性，更加注重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

　　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

　　近些年來，媒體頻頻報道許多地方反復出現決策失誤的現象。2009年，某市耗費上千萬元的14個快速公交系統站點建好后，又決定不予開通，成為城市主干道上的擺設。某個只有13萬人口的貧困小縣，全縣財政收入僅有3000萬元左右，只因1998年某領導一句“這里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妨礙經濟發展，不如選一個地理位置稍微好點兒的地方建新區”，縣里就匆匆忙忙做了一個耗費61億元巨資的縣城搬遷計劃。1998年至2008年，由于資金不能到位，搬遷計劃未能審批通過，浪費了10年的寶貴時間和上億元的資金，留下了一大批違規建筑。如此報道，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這些決策失誤的現象，常常被冠以“短命建筑”、“馬路拉鏈”、“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和“敗家工程”等名號，其共同特點是一次性財政投入巨大但留下來的多是不同形式的爛攤子。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在“七五”至“九五”期間，中國的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由決策失誤造成的資金浪費約4000億到5000億元。按照全社會投資成功率70%計，每年因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損失在1200億元。另據媒體透露，2004年在對10家央企原領導人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報告中，有兩個對比數字耐人尋味：經濟犯罪涉及金額共16億元，決策失誤和管理不善造成的損失為145億元。對比之下，決策性失誤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往往比腐敗嚴重得多。但社會普遍對經濟犯罪和貪污腐敗問題的關注有余，而對決策失誤關注遠遠不夠。實際上，與貪污腐敗相比，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如果說貪污腐敗污染的是河水，那決策失誤污染的則是源頭。之所以說決策失誤是最大的失誤，主要是因為決策失誤的影響有如下三個特點：
　　一是決策失誤影響的間接性，容易為社會所寬容。在實際工作中，因為決策失誤大多影響具有間接性，比如，媒體紛紛報道的“短命建筑”問題，一般不會對社會大眾的利益造成直接影響，因而既容易為社會所寬容，又容易為相關上級部門所理解。“改革嘛！總是要交學費的，這位同志的出發點還是好的，就是考慮不夠周全。”如果是某些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的原因導致決策失誤，還可能借“階級敵人過于狡猾”之名逃避責任。二是決策失誤影響的隱蔽性，容易為社會所忽略。因為決策失誤帶來的損失和成本通常是通過財政支出來承擔，雖然財政收入是社會大眾納稅而來的，這就使得決策失誤的影響更為隱蔽，不容易為大家所察覺。或者即使察覺，但由于集體行動邏輯的原因，即決策失誤成本由社會大眾分散來承擔，從而導致難以形成集體行動追究決策失誤的責任。三是決策失誤影響的根本性，事關政府公信力和國家發展。從短期來說，公共政策事關社會大眾接受公共服務的便利程度，如城市交通、社會保障等；從長期來說，公共政策往往事關一個地區的長遠發展和戰略利益，決策失誤導致的不僅僅是直接的經濟損失，更是發展機遇的喪失和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一些地方干部在關于決策失誤的調查中表示：“在地區發展中選擇有悖科學發展的模式，不僅給地方埋下生態環境和粗放發展的禍根，損害人民群眾身心健康，還使地方喪失寶貴的發展機遇。”

　　決策責任終身制凸顯政府治理三大特點

　　強調決策責任更為凸顯政府治理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強調決策責任終身制更為凸顯政府治理制度的長效化。推動決策領域的責任終身制，意味著政府治理現代化進入到制度層面的探索和嘗試，凸顯了政府治理的三大特點：
　　一是從技術責任轉向決策責任。實際上，近年來關于產品質量、工程質量等領域的責任追究制度頻見媒體。如山東等地近年來推行的保障性住房質量責任終身制，一旦發現質量問題，依法追究相關責任。從本質上來說，這些責任制體現了國家在推進器物層面、技術層面現代化的努力。對政府治理現代化來說，技術層面的責任制有必要，但相比較制度層面的責任制只是標而非本，政府治理現代化既要治標更要治本。因此，決策責任終身制就是要在治本上下功夫，就是旨在推動制度層面現代化的探索，從制度源頭遏制決策失誤，遏制“敗家工程”、“短命建筑”等不正確的政績工程。
　　二是從執行責任轉向決策責任。近年來，在媒體報道暴力執法、胡亂執法、打人罵人、公車私用、雷人雷語等諸多社會亂象之后，相關部門的一致回應是“這是臨時工干的”。掌摑菜農的城管是臨時工，上班打牌的機關人員是臨時工，抄襲文稿的秘書是臨時工，跟轄區居民發飆的民警是臨時工，打砸私家車的是臨時工……那些風口浪尖的事件追責結果，總是能追到臨時工的頭上。這些層出不窮的“臨時工”事件說明在政府治理中，追究的只是執行責任而非決策責任，只是追究下級的責任而不是上級的責任。正是因為承擔責任主體的錯位才導致一直都有“上級生病，下級吃藥”的事情頻頻發生。政府治理現代化強調權力責任的一致性，有多大的權就要擔多大的責，執行失誤要追究執行者的責任，決策失誤則要追究決策者的責任，不能以執行者承擔替代決策者承擔責任，真正把權力和責任統一起來。在用人方面，中央強調既要打老虎又要打蒼蠅，更要打大老虎。同樣，在決策方面，也要從對執行責任的追究走向對決策責任的追究。
　　三是從職務責任走向終身責任。早在十幾年前，一些地方政府就提出要強化領導干部的決策責任。比如，2004年11月，長沙市政府就出臺了《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表示將建立投資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將在政府公共投資決策形成的各個環節上建立和完善決策問責制。對承擔政府公共投資項目工程咨詢、決策、設計、施工、監理等職能的部門或單位，因不遵守法律、法規或失職失責導致違反建設規劃、嚴重超出預算成本、發生重大安全事故、污染環境等，造成重大損失的，依法追究有關責任人的行政和法律責任。總結一些地方政府追究領導干部決策責任的做法發現，主要強調對職務責任的追究，即領導干部只有在任職期間發生與崗位責任相關的事件才承擔有限的責任，根本來說追究的只是一時的責任而不是終身的責任。但由于各種原因，時過境遷導致決策責任追究難以落到實處。因此，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更強調決策責任的終身制，更強調制度的長效化。比如，2012年3月18日，深圳市發布《關于廉潔城市創建中誠信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征求意見稿），規定公務行為將實行終身負責制，公務行為出現過錯的，責任的追究不因行為主體的職務變動、崗位調整而分離；2014年2月20日，河北省召開的省委干部考核領導小組第一次（擴大）會議暨2013年度干部考核培訓視頻會議提出，要不斷創新和完善干部綜合考核評價機制，以新的考核評價機制激發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要突出從嚴考核，實行領導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

　　既要管住決策權更要用好決策權

　　之所以頻頻出現決策失誤現象，根本原因是由于決策者的權責結構失衡，權力太大而責任太小，決策者幾乎不用為決策失誤付出任何成本。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決策責任終身制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的有益嘗試，把決策權和決策責任長遠統一起來，使決策者明白權力的邊界同時也是責任的范圍。決策責任終身制是高懸在決策者頭上的一把利劍，讓決策者充分認識到決策既是一種權力更是一份責任，只要決策出現失誤或失敗，即使決策者調整了崗位，變換了地方，甚至退休了離開崗位，都要為決策的失誤承擔法律規定的責任。決策責任終身制重在強化對決策者的終身監督，是切實管住決策者權力的鐵規，要管住決策權就必須讓鐵規發力，讓決策者慎重用權，嚴用職權。
　　決策責任終身制有助于推進“簡政放權”。中高層決策者對某些決策事項擁有決策權但不掌握決策信息，不了解地方的實際情況和當地群眾的意愿，即使決策者擁有善治的意愿也未必有善治的能力。這種情況下，必須通過“簡政放權”，把權力下放給地方，讓地方去決策。當前，“簡政放權”的改革仍然存在一些明放暗不放、“換湯不換藥”的情況，許多部門不愿意下放權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有權力就意味著有利益，另一方面因為有權力而不承擔責任。建立決策責任終身制就要把決策權力和決策責任通過法治的方式、通過制度的要求把二者統一起來，有多大權力就承擔多大責任，有多少權力就承擔多少責任。對理性的決策者來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權力的一頭是利益，一頭是責任，究竟孰輕孰重，歸根結底在于利益和責任在天平兩頭的輕重，通過落實決策責任終身制加大責任這頭的砝碼來倒逼決策者下放權力，這必然有助于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把適合地方決策的決策權下放給地方。
  　決策責任終身制不僅僅是為了管住決策權，更是為了用好決策權。決策責任終身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讓決策者為決策失誤付出實實在在的代價、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責任，才能保證決策者減少、杜絕決策行為的短期化，在決策時才不會唯GDP論英雄，而要考慮取得經得起歷史、實踐和群眾檢驗的政績。決策責任終身制的建立有助于防止決策的失誤，使得決策者就某個政策問題進行決斷時要更加慎重。這就要求決策者更加注重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和法治決策，真正把已經制定出來被束之高閣的民主決策制度、科學制度和法治決策制度都落到實處，真正推動那些還沒有建立民主決策制度、科學決策制度和法治決策制度的地方盡快建立這些有助于用好決策權的制度。

　　決策責任終身制必將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包括規范行政行為、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三個最重要的次級體系。這就是說，國家治理現代化包括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和市場治理等多個領域的治理現代化，核心是政府治理的現代化。有效的政府治理就是要推動責任政府、廉潔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設，有效的政府治理必然首先是有限的政府治理，只有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責任政府、廉潔政府和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實質是合理厘清政府職能和政府權力的邊界，以及各級政府間權力的劃分問題。決策責任終身制就是對決策權——政府治理中最重要的權力的限制和約束，重在約束決策者管住決策權，重在激勵決策者用好決策權。
　　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推動創新政府建設。2013年3月17日，李克強總理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強調，實現三項任務需要有三大保障，首先就是建設創新政府，依靠改革開放使經濟社會充滿活力。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激發了社會和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動力。當前，財稅、土地、戶籍、金融等諸多領域仍然存在一些深層次的因素束縛著社會活力的進一步激發，這既關系到切實的民生問題，又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在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今天，如何攻堅克難，需要政府發揮創造性，需要每一個干部發揮創造性，作出創造性的改革決策，用簡便管用的制度創新推動發展。決策責任終身制的根本目的是通過責任制度建設推動決策者創新決策，創造性地深化改革，創造性地簡政放權，創造性地推進治理現代化，既要有敢啃“硬骨頭”的決心和勇氣，更需要善于啃“硬骨頭”的智慧和路徑。
　　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推動責任政府建設。責任政府重在服務，重在回應，重在承擔起為民服務、人人享有出彩機會的責任，這就要求政府治理必須切實轉變理念，從以自身為中心轉變到以百姓為中心。政府管理時代，政府以自己為中心，覺得百姓需要什么服務就提供什么服務，覺得百姓什么時候需要服務就提供什么服務，覺得百姓喜歡什么方式接受服務就以什么方式提供服務，所以導致許多決策行為的短期化、自我化。政府治理新時期，政府就不能以自己為中心，而要以百姓為中心，百姓需要什么服務就提供什么服務，百姓什么時候需要服務就什么時候提供，百姓喜歡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提供服務。政府治理現代化要求決策者在做任何決策前都要問需于民、問策于民、問計于民，與相關群體進行決策協商，注重民主決策，尋求最大公約數，以群眾滿意為根本導向，從注重自我感覺好轉變到讓百姓感覺好，切實承擔起責任。
　　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推動廉潔政府建設。廉潔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權力的范圍要有限，權力的使用也要有限，“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權力越大越集中廉潔的可能性就越小，權力行使沒有約束的地方廉潔的可能也越小。具體來說，一方面，決策責任終身制有利于推動決策者簡政放權，減少政府的權力，減少政府的職能，激活社會、市場、地方的活力與動力；另一方面，決策責任制有利于管住決策權、用好決策權。管住決策權就要約束決策者，發現決策失誤能夠隨時啟動問責機制；用好決策權就要激勵決策者，激活決策者做好決策的動力和能力，從而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推動法治政府建設。法治政府意味著權力的行使和運用要依法，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依法決策，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決策。同樣，任何改革都要“于法有據”，通過法治方式推動改革，也就是意味著先立法后實施。決策責任終身制就是要通過頂層設計的方式，通過汲取已經探索決策責任終身制的地方政府的有益經驗，上升為法律的層面，對決策責任終身制的適應范圍、問責的主體、問責的標準、問責的程序途徑、問責的啟動機制以及問責的責任形式都要明確規定，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簡便管用的問責制度。

　　決策責任終身制的突破口和需要解決的難點問題

　　一些地方政府早已于10多年前就提出決策責任制了，比如，長沙市2004年就提出要實行投資決策責任制。2013年2月27日，長沙市依法行政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又提出要建立健全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有效避免“有人決策、無人負責”現象的發生。推動決策責任終身制要從當前決策領域中最薄弱的環節抓起，從群眾最關注的環節開始，從治理現代化最關鍵的環節抓起，把最薄弱的環節、最受關注的環節和最關鍵的環節三者的交叉領域作為推行決策責任終身制的突破口。從諸多決策領域來看，公共投資領域的投資決策責任終身制就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可把推進投資決策責任終身制作為撬動決策責任終身制的制度杠桿。通過推動投資決策責任終身制的落實，明確投資決策在地方債務、環保污染和社會穩定等相關領域的綜合責任問題，可以一攬子緩解和解決一些事關發展全局的關鍵問題。
　　首先，投資決策責任制有利于緩解地方債務問題。《人民日報》曾刊登《快出政績靠借錢只鋪攤子不管還地方政府債多為何“一身輕”》一文，文章認為地方巨額債務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決策者不必為任何投資決策承擔任何責任，既透支未來又不擔責，所以才“債多了不愁，債多了還一身輕”。其次，投資決策責任制有利于緩解地方環境污染問題。混亂的投資決策失誤一方面導致地方巨額債務，另一方面帶來環境污染。投資決策責任制務必要建立起投資決策與環境污染之間的剛性責任關聯，以投資決策責任制遏制投資決策導致的環境污染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5月24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的，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究”。最后，投資決策責任制有利于緩解地方社會穩定問題。投資決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城市拆遷問題，據報道，許多群體性事件都是因為拆遷問題引起的。因此，投資決策責任制要明確投資決策對社會穩定影響的責任機制，在投資決策前應該評估該決策對社會穩定風險的影響程度，根據影響社會穩定的程度來決定是否投資。
　　決策責任終身制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推動，以推動決策責任終身制在國家層面的立法為抓手，重點解決難點問題強化制度的執行力。具體來說，第一，推動決策責任終身制的立法工作，可以先推動國家層面對公共投資決策責任終身制的立法，以國家法律形式確立決策責任終身制，明確決策者的責任；第二，構建黨委主導、多方主體有效參與的多元問責體系，重點發揮紀委監察、人大、司法和社會等主體的問責作用；第三，明確責任主體，有研究認為，目前我國實行的集體負責制導致責任主體不好明確，實際上是集體負責就等于沒有人負責，決策責任應該明確到決策者特別是一把手身上，清晰界定決策者應當承擔責任的邊界，不要再區分是直接責任、主要領導責任還是重要領導責任；第四，明確決策追責的范圍，既包括違法決策行為又包括不當決策行為；第五，明確衡量決策失誤的標準，行政決策失誤應該從決策執行的結果來衡量，只要政策執行后損害了公共利益，就屬于公共決策失誤，具體來說，既要看決策的成本收益情況又要看群眾的滿意度，既要看短期的成效又要看長遠的效果，堅持辯證法和系統思維；第六，明確決策追責的啟動機制、追責程序和責任承擔方式；第七，明確對追責主體的救濟渠道，特別建議讓決策者在決策前明確決策責任人和承擔決策責任的具體方式。

　　決策者要勇于擔當

　　之所以特別強調領導干部要敢于擔當，是因為決策責任終身制必將導致一部分領導干部由于不敢承擔責任而選擇當老好人，當“好好先生”，當“太平官”。決策責任終身制既是權力制度的創新，又是干部人事制度的創新，既是對權力本身的約束，又是對權力主體的激勵。領導決策從來都是與變化和改革密切聯系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領導決策更強調變化和變革，變革和變革總是與不確定性相連，因此，領導決策總是伴隨風險，這需要決策者要勇于擔當風險和責任，這需要決策的勇氣和魄力。
　　敢于擔當既需要領導干部堅定理想信念又需要增強機遇意識。堅定的理想信念是擔當精神的指引，強烈的機遇意識是擔當精神的載體。堅定的理想信念就是前進的方向，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老百姓謀取更大的福利，這也是與公共政策的本質特征是一致的。公共政策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實質就是追求實現最廣大群眾的利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意味著公共政策要不斷優化，這就要求領導干部切實堅定理想信念，增強進取意識，通過優化公共政策推動改革要讓更多的老百姓過上更好的生活，讓更多的老百姓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增強機遇意識的實質是實事求是，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堅持領導力和執行力的統一。抓住發展機遇就要把中央的方針、路線和政策與地方的實際情況和群眾地意愿有機地結合起來，既要吃透上情又要吃透下情。吃透上情就要深刻領會中央和上級的施政理念、方針和政策，理解世界和國家發展的大勢，把握住發展的方向和戰略，一定要堅定，要毫不動搖。因此，要堅定方向和原則就要求領導干部對上一定要有執行力，堅決按照中央和上級的精神實質貫徹執行，務必取得人民滿意的實效。吃透下情就要了解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情況，有什么優勢，有什么劣勢，有什么機會，有什么挑戰，要注重靈活性，要適應，要學會變化，關鍵在取得人民群眾滿意的實效。
　　敢于擔當需要領導干部要處理好集體領導和敢于負責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面臨的任務愈來愈繁重，情況也愈來愈復雜，光憑領導者個人的知識和能力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這就要集中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搞好工作，也就要求領導干部認真堅持和完善集體領導制度，建立和實行科學的分工負責制，充分發揮每個班子成員的作用，防止個人說了算。同時，領導干部要有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在需要決斷的關鍵時刻，要挺身而出，勇于承擔責任，敢于拍板。根本來說，處理好集體領導和敢于負責的關系就是處理好共同進步和個人發展的關系，領導干部之間要共同發展，班子成員之間要共同進步，既要萬馬奔騰，也要一馬當先。

　　決策者要提升能力

　　公共權力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制定公共政策解決公共問題，因此，建立決策責任終身制不僅僅在于管住決策者的決策權，更是為了推動決策者用好決策權。用好決策權既要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和法治決策，又要求決策者抓好決策環節，遵循決策程序，進而提高決策能力。
　　提升決策能力要求決策者制定決策時要優化決策環節。既要充分發揮揮群眾、專家和相關群體的作用，要協商、要咨詢、要參與，又要發揮決策者自己的作用，敢于擔當、善于決斷。決策包括“策”和“決”兩個環節，“策”是出主意，是出謀劃策，“決”是選主意，是合主意。優化決策環節第一要先“策”后“決”。在決策過程中既要“策”，又要“決”，但二者在決策過程中的參與順序是不同的。決策開始時要先調查研究，發現問題，構建問題，擬定備選方案，然后決策者從備選方案中選擇決策方案、優化備選方案，也就是說要先出主意，然后再選主意。需要注意的是，“策”的時候要有相對獨立性，要打開思維和選擇的空間，不能讓決策者先定調子、劃杠杠，然后去論證。如果先聽決策者的安排，那么就沒有出主意的必要了。很多決策之所以失敗，并不是沒有“策”的環節，而是因為決策者在“決”之后再去聽意見和看法，這實際上是先“決”后“策”了。其次是要多“策”少“決”。也就是說“策”的時候參與出主意的人要多，這方面要走群眾路線，就是要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通過“策”讓下級和群眾來補充，來完善，這樣制定出來的政策就有執行力。“決”的時候就要少，少意味著最后拿主意的人要少，花費的時間要少，就是要快，快意味著決斷時要抓住機遇，當機立斷，果斷行動，取得效果。另外，“決”的工作也不是說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去決。政府職能轉變重在領導職能轉變，領導可以把以前經常由自己去“決”去“斷”的事情，“決”不好也“斷”不好的事情交給下級去斷、交給社會去斷、交給市場去斷，這就是當前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要義：簡政放權。
　　提高決策能力要求決策者制定決策時要遵循決策程序。制定決策方案一定要完整，它應該包括目的、目標、途徑和對策等四個要素。決策應先根據決策的目的來選擇目標，然后根據目標選擇途徑，最后根據途徑選擇對策。從邏輯上來看，目的決定目標，目標決定途徑，途徑決定對策；從反向來看，對策保證途徑，途徑保證目標，目標保證目的的實現。四個要素的相互支持和補充大大提高了決策的完整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任何決策都有一個修正和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修正決策的邏輯與制定決策的邏輯相反，要從對策開始修正，要從小到大，即對策→途徑→目標→目的。對策是保護途徑暢通的、保證目標達成的，是保障整個決策成功的。對策本身是柔性的，有著很大的靈活性。當決策遇到阻力，首先要反思的就應該是對策。或是改變原來的對策，或者制定新的對策，從而使途徑暢通、目標達成。在修正決策的時候并不是要求每一個步驟都要完成。如果對策完善之后就能解決問題就沒有必要修正途徑，如果途徑修正之后能解決問題就沒有必要修正目標，如果目標修正之后就能解決問題，那就更沒有必要修正目的。因此，修正決策的邏輯順序是與制定決策的邏輯順序完全相反的。制定決策時先大后小，先戰略后戰術；而修正決策則是先小后大，先戰術后戰略。

　　政府治理現代化重在完善決策機制體制

　　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要以推進和完善決策責任終身制為切入點，完善決策機制體制。決策失誤之所以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決策者的權力過大，治理決策失誤就要約束決策權，既要有內在的約束，決策責任終身制就是嘗試；又要有外在的約束，就要通過決策機制體制的完善來限制決策者的決策權，從而使得決策者最大程度用好決策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健全人大討論、決定重大事項制度，各級政府重大決策出臺前向本級人大報告；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要完善規范性文件、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這就為完善決策機制體制，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具體來說，完善決策機制體制可以從決策前和決策后兩個環節著手。在決策前和決策中，要著力健全協商機制、咨詢機制和參與機制，保證決策者樹立三大決策理念。第一，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的決策機制和不協商不決策的決策理念；第二，咨詢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的決策機制和不咨詢不決策的決策理念；第三，參與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的決策機制和無參與不決策的決策理念。專業的問題要咨詢專家，民生的問題要與群眾協商，利益問題要讓相關群體參與，通過健全協商機制、咨詢機制和參與機制，切實保障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切實把把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和法治決策有機地結合起來。
　　決策責任終身制既注重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的失誤防范，通過協商機制、咨詢機制和參與機制來最大可能避免決策失誤，又要通過決策后相關機制的完善來確保決策責任終身制能夠產生執行力，這就需要在決策后健全監督機制、反饋機制、評估機制、追究機制和救濟機制。在完善決策機制體制的過程中，應當著力把制定公平正義的決策規則和議事規則作為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重要舉措。
　　總而言之，政府治理現代化有兩方面的內涵，即政府制度體系的現代化和政府能力的現代化。決策責任終身制作為一項制度建設，既有利于完善政府治理體系，推進政府制度的現代化，又有利于推動政府決策能力和決策者擔當精神的提升，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政府治理現代化要以決策責任終身制為突破口，著力健全決策機制體制，把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和法治決策的理念通過制度設計貫穿決策機制體制全過程和每個環節，既要確保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發揮群眾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更要強調黨的領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切實做到決策機制體制中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