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群眾工作適應社會發展個體化趨勢的努力方向

    群眾工作從小處著眼，可以看作是做具體人的工作；從大處著眼，則等同于治國理政的全過程。個體化社會的出現給黨的群眾工作帶來全新的挑戰，這意味著黨的群眾工作的體制機制、方式方法都應該隨著個體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不斷創新。總體上看，全國各地都在探索“網格化”治理的體制機制，形成了以網格化應對個體化的基本局面；具體來看，應對個體化的挑戰，黨的群眾工作還需要重點關注以下領域：
    第一，勞動關系的新變化需要我們從戰略高度審視和諧勞動關系的意義。在美國華盛頓的K大街上有許多窮人在乞討，成為華盛頓的一道風景線，美國人見怪不怪，因為在全球化時代，這些窮人已經成為被拋棄的人群，沒有任何利用價值。在社會主義中國，則需要堅定不移地保護勞動者權益，保護弱者的權益，這是社會主義追求公平正義價值觀的本質所在，也是平衡勞資關系，克服個體化趨勢下勞動者地位“被弱化”擁弊端的根本要求。
    第二，家庭依然是我國人民精神與經濟最可靠的支柱。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2月3日的社論披露，新加坡生育率在2012年為1.29，2013年降至1.19，華族生育率更低只有1.06。韓國政府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過去15年來，認為子女應該照顧年老雙親的年輕人已從90％劇降到37％。年輕人孝順意識薄弱，他們都到城市里工作，留下兩老孤獨無依。而與此同時，政府為年長一代提供的社會安全網的應變對策緩慢，退休者中只有三分之—領養老金，且金額少得可憐。韓國、新加坡面臨的許多問題也開始困擾我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意味著我國傳統意義上的家庭正在以極快的速度解體，這個進程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家庭解體的速度過快會導致我國引以自傲的文化價值觀解體。因而，一方面黨和政府應該有意識地激發人們的“鄉愁”意識、“回家”意識；減緩家庭解體的速度；另一方面加快普及社會廣泛認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第三，關注貧困人口、創新救助方式是當前群眾工作的重點。個體化社會與福利國家體制具有緊密聯系。在西歐國家，個體化社會建立在福利國家基礎上，并得到福利國家各種社會制度的支持而形成；在中國，個體化的進程卻伴隨原有計劃經濟時代福利制度的解體。當前，隨著我國社會個體化進程加速，“再嵌”和建立福利國家制度的聲音也開始出現。建立并完善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應該具有中國特色，大包大攬式的福利制度即使在發達的西歐國家也已經被證明是效率低下，并成為國家發展的沉重包袱。當前，我國還處于發展和爬坡的重要階段，由于人口基數龐大以及未富先老等問題，意味著我國的福利制度應該突出公民在社會福利保障方面的自主性、積極性和選擇性。作為政府來說，更應該重點關注社會邊緣群體，選擇社會最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給予重點救助。
    第四，倡導個體化社會中的社會責任。德國社會學者貝克指出，個體化社會不是自私自利的社會，個體化的文化同樣可以發展出利他主義，作為個體與關心他人并不矛盾。這意味著生活在個體化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保持較強的社會敏感性，懂得與他人相處，懂得承擔責任。美國宗教社會學家伍斯諾的研究發現，75％的美國人認為，團結、助人、關心公共福利與自我實現、事業成功、個人自由的擴展同樣重要。因而，在個體化進程中，黨和政府要有意識地培養我國民眾的社會責任感，如積極倡導社會誠信意識、法治與社會契約的意識、關注代際公平、對弱勢群體的志愿幫扶、對國家與民族的責任感。
    第五，積極主動地尊重年輕人的生活觀念，適應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當前我國社會變遷的速度很快，許多人感受到這個變化，卻說不出屬于何種變化。體現在年輕一代的身上更是如此，他們與中年、老年一代的代溝或文化鴻溝正在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而擴大。由于生活在全球化時代，我國青年的思維模式、生活方式、食物結構的差異正在不斷縮小，他們與世界各國青年的思維、行為方式正在以無與倫比的速度“接軌”。用貝克的話講“如今我們面對的是積極非政治的（activelyunPolitical）年輕一代，他們使生活脫離了政治制度，并使這些制度逐漸變成僵化的范疇”。青年人中形成的亞文化最終也會變成政治文化（如“海盜黨”所倡導的“自由下載”理念在全球范圍內的興起），這意味著黨的群眾工作者需要尊重青年人的生活觀念，主動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最終達到引導和教育的目的。
    第六，保護消費者權益。消費主義浪潮在我國迅速興起，這是由于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以后物質生活水平極大提高所致。當前，大量的消費者更注重消費品的簡便、適用、個性化、自我選擇、私人空間、時尚與感官刺激，而不完全注重消費品的質量，這帶來了一場消費革命，也使我國的消費市場發生了一場真正的革命，任何能夠適應消費者個體化趨勢的產業都能在消費革命中生存并壯大，反之則會被淘汰。隨著消費者個體化趨勢出現的是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它與消費者個體化相伴而生，因而以法治的手段保護消費者權益，就成為新時期群眾工作者面對消費主義浪潮挑戰的經常性內容。
    第七，重建社會信任。傳統中國社會的信任建立在“熟人社會”基礎上，這一點已在費孝通先生的著作中給予了充分的證明。而中國社會的個體化與熟人社會的解體幾乎處于同一個過程，因而，個體化的進程也就是“陌生人社會”不斷壯大的進程。“陌生人社會”的出現意味著傳統社會信任的解體，如不能及時有效建立社會信任，將導致中國社會出現以“原子化”、“功利性地合作”、“彼此防范”、“自私自利”等為特征的社會碎片化形態，出現“一盤散沙” 的格局。做好新形勢下黨的群眾工作，就是要及時構建在個體化趨勢下的社會信任。比如，倡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任，對司法體制的信任，對政府的信任；打擊制假販假、坑蒙拐騙、敲詐勒索等現象，倡導并獎勵好人好事；培養并塑造一大批優秀的、對社會和人民真正負責任的專家隊伍并提高專家的權威；建立公民的社會信用記錄與信用檔案；等等。
    第八，更加重視黨的宣傳工作并實現方式方法創新。黨的宣傳工作者要適應個體化社會的特點與趨勢，達到既當人民群眾的學生，又當人民群眾的老師的效果。為此，首先要研究個體化社會的特點以及人民群眾的社會心理。比如，發揮社會力量參與黨的宣傳工作；宣傳工作要達到“成像” 的效果；更加重視發揮“小報”的作用；更加重視給人民群眾“講故事”；更加重視把人民群眾的個人奮斗夢想與幾代中國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結合起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