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生活會制度的來歷與傳承
謝春濤
作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重要環(huán)節(jié)的民主生活會制度，是在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發(fā)展起來的。
1929年召開的古田會議，應被視為民主生活會的初步實踐。古田會議決議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認為“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強黨的戰(zhàn)斗力的武器”；要求開展正確的黨內批評解決各種錯誤思想，包括“發(fā)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群眾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中央總結過去犯錯誤的教訓，一再強調發(fā)展黨內民主。1938年10月，毛澤東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加強組織紀律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的組織生活，聽取黨員群眾的批評，增強黨性。
延安整風運動可以說是黨的民主生活的成功實踐。整風的方法步驟是在閱讀文件基礎上，聯系個人思想和工作，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高認識，增強黨性，改進工作。毛澤東提出了“懲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針，意思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fā)和批判，以使后來的工作做得好些。揭發(fā)錯誤的目的，不是為了把人整死，而是像醫(yī)生那樣救人。經過整風，全黨同志實現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統(tǒng)一，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創(chuàng)造了重要條件。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繼續(xù)強調健全黨內民主生活。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要求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加強對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jiān)督。
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總結了“大躍進”運動以來的教訓。毛澤東在講話指出：“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他要求大家“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鄧小平在發(fā)言中提出：在黨委會里面，應該有那么一段時間交交心，真正造成一個好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空氣。我們要重視黨委內部的互相監(jiān)督作用這個問題。上級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級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級的領導成員之間彼此是最熟悉的。這樣做，對于同級里面討論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作出決定，也是很重要的。劉少奇建議，各級黨的委員會一個月之內要有一次黨內生活會；委員會開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意見和建議，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內政治生活逐步恢復正常。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要求：“每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必須編入黨的一個組織，參加組織生活。各級黨委或常委都應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交流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1981年，中組部下發(fā)《關于進一步健全縣以上領導干部生活會的通知》，要求縣級以上黨委堅持每半年開一次黨委常委（黨組）生活會，認真檢查貫徹執(zhí)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和《準則》的情況，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1990年，中央印發(fā)《關于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的若干規(guī)定》，要求“黨員領導干部都要參加雙重組織生活會，既參加所在支部、小組的組織生活會，又參加定期召開的黨員領導干部的民主生活會”。1992年，黨的十四大修改通過的黨章，正式把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制度確定下來。
1997年，針對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存在的問題，中央紀委、中組部印發(fā)《關于提高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質量的意見》，規(guī)定上級黨組織領導干部參加下級黨組織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制度，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關、組織部門干部列席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2000年，中央紀委、中組部印發(fā)《關于改進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的若干意見》，將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由原來的年召開兩次改為年召開一次。2007年，黨的十七大修改通過的黨章規(guī)定： “每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必須編入黨的一個支部、小組或其他特定組織，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接受黨內外群眾的監(jiān)督。黨員領導干部還必須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不允許有任何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接受黨內外群眾監(jiān)督的特殊黨員。”
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中央領導同志帶頭參加民主生活會，還分頭到聯系點指導民主生活會。近期以來，民主生活會在查擺問題，改進工作，使黨員領導干部接受黨的群眾路線教育，經受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等方面，發(fā)揮了明顯作用。有理由相信，在總結教育實踐活動經驗基礎上，民主生活會制度將進一步得到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