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民主在社會關系發展中的互動邏輯及路徑 

　　“公民是生而進入社會的：他們在這里將度過整個人生。對于這個社會，他們只能生而入其內，死而出其外。”社會性是人的本質屬性，有關人類的各種價值，包括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根本不是自然事物或者自然權利，而是社會的產物。我們并非“生而自由”，但“處處受到社會的桎梏”，實際上我們“生而依賴他人”，并在社會中學會自由，學會民主[1]。所以，民主的發生、發展與轉型離不開社會本身，也必然受到社會關系性質與狀態的限制。長期以來，我國基層民主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政策為導向的制度性研究和以個案為中介的問題性研究兩個領域，往往忽視了基層民主與社會生活，尤其是與基層社會關系的內在邏輯關聯。從當前來看，基層民主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層面——制度層面和運行層面。制度層面主要體現為現有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運行層面則主要體現為民主運行過程中的形式化、行政化等傾向。無論是制度層面還是運行層面，如果無法做到與基層社會關系結構的互動與銜接，基層民主的發展最終只能是一個“偽命題”。要突破有些學者對基層民主的懷疑和否定，實現基層民主的發展與轉型，必須研究基層社會關系與基層民主發展之間的內在邏輯，研究如何通過調適社會關系的性質來促進基層民主的發展，并通過基層民主的發展來彌合現有社會關系的缺陷。
　　一、理論性論證：社會關系與基層民主發展的關系
　　在布勞看來，“社會關系不僅把個體聯合為群體，而且將群體聯合為社區和社會”[2]。社會關系是指在社會生活中，社會成員之間受現有社會結構背景約束而形成的穩定的各種聯系，包括血緣關系、地緣關系、業緣關系、庇護關系、依附關系和自主關系等。在社會生活中，個人的行為往往是置于社會關系的互動網絡中加以實現。鑲嵌理論認為，社會成員會不斷地與周遭的社會關系網絡交換信息，并受到影響，改變自己的行為與價值偏好，社會成員的行為既是“自主”的，也是鑲嵌在互動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受社會關系約制的[3]。基層民主作為一項外部性的制度嵌入到基層社會，尤其是鄉村社會以后，必然受到中國基層社會關系的特性制約。基層民主的社會發育強調的是如何將民主的理念與思維通過一定的路徑鑲嵌到社會成員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社會成員的行動又是鑲嵌在社會關系中的，社會關系的性質與基層民主的運行和發展是緊密相連的。基層民主一方面具有民主要求的特質，另一方面又與基層社會互動，具有基層社會生活法的某些特質。這些特質要求基層社會關系必須能夠支持民主的擴展與運行。同時，民主思維邏輯還必須承擔起塑造新的社會關系的功能。這也就決定社會關系與基層民主之間是一個相互塑造與支持的關系。
　　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是一個‘關系本位’的社會，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沒有個人和社會，只有不斷排列組合的關系”[4]。人們總是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之中，并在其中不斷地進行與他人的各種資源的交換活動。之所以中國傳統社會中沒有個人與社會，是因為個人往往依附于血緣和地緣的關系連帶之中，社會更多的依附于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社會。費孝通很形象地將中國傳統社會關系特點概括為“差序格局”，即“社會關系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系的增加，社會范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5]。這種社會關系的基礎就是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特別是血緣關系。這種差序格局以血緣為中心又形成了以血緣關系決定的權力等級和互助關系的社群——家族，正如費正清先生所說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庭和以家庭組成的家族，它們是“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一個微型的邦國”[6]。在這個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模式中具體又是通過自我主義、公私與群己相對性、特殊倫理主義、人治社會、長老統治等來表現出來。這種傳統的社會關系模式從總體上就是一種依附性的關系，個人的行為與生活都依附于血緣形成的各種組織和規則中，強調人倫道德的重要性。這種特殊的具有依附性的社會關系在中國社會尤其是基層社會，是一種獨具特色的解釋模式，成為解釋中國廣大農村基層社會與基層民主運行困境的重要視角。在農村基層民主發展中，如何突破這種依附性的關系，建構和培育基層民主運行所需要的自主性、協商、合作的社會關系，是基層民主社會發育與社會生活化面對的重要課題。
　　新中國成立以后，通過對傳統社會關系資源的打擊，新型的社會關系模式出現：一種是傅高義的“同志式關系”；一種是“庇護主義關系”，兩者都以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新型資源配置體制為核心。孫立平認為，傳統的差序格局不僅僅是社會關系與倫理道德模式，也是對社會中稀缺資源進行配置的模式。“財產是依照血緣關系來繼承的，生產和消費是以家庭來進行的，合作的形式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和以地緣為基礎的鄰里，交換基本上是以地緣為基礎實現的。正是在這種基礎上形成了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權威性，形成了個人對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依賴與效忠。”[7]而新中國成立以后，通過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運動、政治與政黨動員，打破了傳統的這種關系與資源配置模式。個人從傳統的血緣中解脫出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是薄弱的，成為以個人為單位的利益追逐體，但是這種個體不能離開正式組織而獨立存在，而是集中表現為一種庇護主義關系網絡的產生和存在，這種關系是受到官方支持的，是其組織角色結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無疑是與單位和人民公社在稀缺資源的再分配過程中所處的重要位置直接有關的[7]。這種以資源分配為核心的社會關系形成了中國基層社會關系中的庇護主義關系模式，使得我國基層社會在組織資源上出現了明顯的政治依附與庇護關系，這也是我國基層民主發展過程中，社會自組織很難發育與成長的重要原因。這種庇護主義關系模式使得社會組織發展所需要的社會資源與政治資源往往無法掌握在組織自身，同時組織成員自身在組織運行的過程中也主動地傾向于尋找政治庇護。
　　以上這兩種關系模式中，一種是社會成員對傳統的倫理道德的依附，一種是社會組織與資源對政治性權威機構的依附與尋求庇護，已經深深地扎進了中國人的潛意識之中。正如金耀基所言“中國的成年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把關系的建構作為一種文化策略來調動社會資源，借以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達到目標”[8]。這些社會關系模式與民主社會發育所需要的理性、自主、協商、合作的社會關系是存在沖突的。烏拉斯認為局限于某個家庭或群體的特殊社會關系往往形成特殊的信任，會被鞏固起來反對外在的各種社會關系網絡，并進而增進了特殊社會群體關系的活動，減少了社會沖突通過民主方式解決的機會[9]。弗朗西斯·福山也認為在傳統建立在血緣關系之上的社會是低信任度的社會[10]，不利于民主社會的發展。那么如何打破這種社會關系模式，帕特南的民主社會資本理論認為自發自主的自愿性組織，加強了公民之間的橫向聯系，促進了社會信任與合作，有助于打破傳統垂直與等級式的社會結構和庇護——附庸社會關系網絡[11]。格蘭諾維特的鑲嵌理論認為，在社會關系網絡中存在強連帶和弱連帶兩種關系，強連帶雖然滋生了小空間的凝聚力，導致了社會整體的破碎，而弱連帶卻是“個人取得機會以及社區從事整合不可或缺的因素”[12]。所以，構建社區內部的弱連帶關系對基層民主的發展顯得十分重要。
　　二、延續性變革：社會關系的調整促進基層民主的發展
　　基層民主的發展與運行程度取決于基層社會參與主體之間互動與關聯的狀態，即基層社會關系。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基層社會關系集中體現為血緣型依附關系和政治型依附關系。血緣性依附型狀態使得基層社會主體在缺少足夠的獨立性、自主性以支撐其廣泛的社會交往和資源交換，并形成了對權威的一種主動被庇護關系。所以，基層社會關系從兩個層次上束縛了民主意識的產生，即靜態性依附性關系和壓力性庇護關系。改革開放初期，人民公社和單位制在農村和城市兩大基層領域的解體，使得依附性的社會主體開始逐漸脫離原有依附和庇護性社會關系的單純狀態，獨立與自主意識開始在基層社會快速成長，這種成長為因基層社會治理和民主國家建設要求而通過國家外部建構的方式進入基層社會的村民自治和居委會自治提供了動機性支持。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基層民主的成形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發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只是這種自發性的因素由于外在依附與庇護性社會關系的延續性存在以及社會主體的弱小，并不能直接通過內生性的途徑來產生正式的制度，而此時國家出于對基層社會整合與滲透的需要，而成功地借助于外部性的國家建構將基層民主成功地進行了“剖腹產”。事實上，民主的發展與成長存在兩種途徑：一種是成熟民主社會發育下的民主制度與國家的建構，一種是成熟民族國家下基于傳統強依附性社會關系的先民主制度與國家建構后民主社會培育的途徑。西方社會由于其過早的獨立、自由思想解放和現代化進程，成就了第一種民主發展模式，被認為是正統的民主發展模式。而后發現代化的中國由于其頑強的封建與傳統思想的存在，再加上現代化帶來的社會動員的挑戰，并不能直接通過長時間的社會發育來促進民主的成長與發展，反而只能通過外部性民主國家建構同社會發展對民主精神與意識的需求相結合，共同促進民主的建設與發展。長期以來，我國部分學者一直將西方這種傳統的民主發展模式視為正統，忽視后發現代化國家社會關系性質對社會成員行為與意識的制約，而否定基層民主的發展模式，在理論探索與理論支持的過程中間接地阻礙了基層民主建設與發展的進程。正如亨廷頓在描述變化社會中的國家一樣，很多國家一味地追求西方模式而出現了動亂和危機。其實，亨廷頓已經描述出民主發展的路徑(權威的合理化、結構的利益化和大眾參與的擴大化)，并提出了在后發現代化國家中，民主發展路徑的復雜化，只是他并沒有建構出一套適合后發現代化國家發展的民主模式，而是暗示了西方民主模式的正統性。
　　我國基層民主的發展模式，從微觀層面上，是一種基于對我國基層傳統社會關系的考慮，也是一種對民主社會發育的推動。社會關系是一種靜態的穩定的社會主體之間的固化狀態，這種固化狀態在我國借助突發性的社會轉型與激烈的市場經濟的沖擊，突出地表現為行為互動中的延續性和觀念變革中的斷裂性。進入21世紀以后，這種斷裂性更加明顯，傳統依附性的社會關系紐帶逐漸在市場浪潮和現有社會壓力的沖擊下逐漸式微，個體的獨立性、自主性、自利性、維權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日益濃厚，新型的社會關系模式開始在基層社會互動與交往中逐漸孕育，這就是自主性社會關系的產生，這種社會關系的明顯特征是社會主體的獨立、自主和主動，以促進合作式、協商式、自我保護式的組織化路徑，以對抗權威束縛與壓力型效應。其實，和諧社會最為重要的就是基層社會的和諧，而基層社會的和諧就是基層社會關系的和諧。從民主社會成長的視角看，自主性社會關系的萌發促進了基層民主的發展。在這種社會關系中，社會主體之間的行為互動不再具有依附性的考慮，而是如何通過關系互動來維護和實現每個社會主體都平等地擁有進入各種社會資源的資格和條件，組織化的民主路徑往往是這種社會關系最好的方式選擇。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這種自主性的社會關系仍然處于一種初期的成長階段，比較脆弱。促進社會關系調整的另外一個重要路徑是網絡社會的逐漸成形，一個通過網絡來建構社會群體的關系紐帶的世界正在形成。基層社會的概念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應該逐漸將網絡世界包括進來，因為網絡世界是未來不久生活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基層社會成員進行溝通、交流以及表達的重要路徑。在網絡世界中，最能夠體現平等和公平，因為每個網民都同時擁有和任何一個不同社會成員溝通的機會，而且大家可能隸屬于不同的社會階層。網絡的虛擬性一定程度上覆蓋了社會差別與不平等的存在。所有社會成員可以通過加入不同的網群進行對話，這種基于網絡建構出來的社會關系往往能夠通過呼吁、跟帖和批判等產生社會效應，形成網絡民主。這種網絡建構出來的社會往往是基層社會人群尤其是弱勢群體的一個爭取自身權利和維護社會正義的渠道。只是這種網絡式的社會關系的穩定性比較差，部分信息是不是公正與合法還存在正式的路徑加以甄別。可以將這種基于互聯網建構出來的基層社會關系，稱之為信息化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從一個脫離農村和城市，并剝離了社會身份與角色的角度來實現現代民主社會發育的另外一個獨特路徑。
　　三、自主性匱乏：社會關系變化中基層民主發展的困境
　　基層民主既是一種社會關系的模式，也是通過民主生活方式的建構和培育，形成一種社會關系的良性狀態。基層民主的深化和發展必須依靠自主性社會關系的支撐，這種社會關系要求關系圈的社會成員具有在規則約束機制下的獨立性、協商性、自主性的社會資源和身份，以推動基層民主社會發育，否則，民主的發生與運行依附于一定的權威關系網(如血緣、人情、政府機構和強勢經濟組織等)。當前，我國基層社會關系，一方面通過經濟發展、戶籍放松、人口流動等因素的推動，社會關系已經打破原有單一的血緣、地緣、長老、族規等嵌套的家族依附網絡，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政治動員、權威崇拜與權力擠壓形成的政治性單位依附關系網絡，現代性社會關系獲得一定的發展，但是由于整體社會結構的斷裂與失衡形成的分化與分層缺陷，導致了基層社會關系沒有直接過渡到自主性社會關系，而是出現了自主性關系的匱乏，導致各種各樣的社會關系問題，具體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村社會關系從家族依附、單位依附到貨幣依附。經濟建設的優先發展、市場經濟的逐漸滲透與城鄉社會斷裂的時空陷阱，使得農戶為了適應市場經濟帶來的貨幣購買能力與購買欲望而逐漸將獲得貨幣收入的最大化作為其日常行動的出發點，并在這種貨幣壓力無法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形成貨幣行為的反復與循環。互惠性社會關系開始向市場雇傭性的貨幣關系過渡，人與人的行為交換開始逐漸以貨幣的交換來代替。同時，這種貨幣壓力也逐漸擴展到人情、選舉、婚俗等各個方面，并逐漸將保留下來的傳統的社區互惠性社會資本弱化，甚至吞噬。這種貨幣依附性關系將最終轉移農戶的民主動機與公共動機，集體行動的困境也由此而來。貨幣依附的另一個結果是貨幣收入的最大化導致農村社會成員之間的關系和互動資源的減弱，農戶的原子化傾向越來越嚴重。原子化的農戶被塑造成脫離公共秩序的單獨個體，人情冷漠、公關感缺失、行動孤立、自由散漫，基層民主發育的社會資本要素被原子化的農村社會逐漸消耗。
　　二是離散型社會關系導致社會成員的民主冷漠與政府排斥。離散型社會關系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一種個體逐漸脫離組織(包括政府、權威性的社會或者經濟組織、基層組織，如村民委員會等)的關系形態。如果說貨幣依附性關系可以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么離散型社會關系則用來解釋個人與組織的關系狀態。市場經濟帶來的個體自主性與自由性的擴張，以村民自治為代表的民主動員以及網絡輿論帶來的虛擬民主形態共同促進了基層民眾民主參與意識的擴大化，但是政治體制內部面對社會轉型帶來的基層治理問題所作出的民主壓制性舉措和正式民主權利與利益訴求渠道的缺乏與形式化(如信訪機構、村民委員會、法律機構等等的形式化、利益化與關系化)，對基層民眾的參與意識形成了倒逼，多次和多年的基層政府負面累積示范效應，使得基層民眾對基層政府和正式組織失去了信心，其參與意識與行動開始轉化為無組織的分散的極端的權利訴求方式(如拆遷自焚、群體性事件等)。基層民眾選擇放棄正式組織形態的利益表達與參與渠道，反而選擇極端和非常態的利益表達與維權方式，已經表明離散型社會關系的出現。這種關系的出現極大地削弱了基層民主權利保障機制的建構和社會發育能力的培養。
　　三是庇護型社會關系導致社會組織發展的緩慢與社會成員對組織生活的排斥。庇護型社會關系主要凸顯基層社會生活中組織與組織之間的關系狀態。中國社會是一個講“背景”、“靠山”和“后臺”的關系社會，同一地緣內組織的發展都離不開更大或者更加權威組織的庇護。新中國成立以后，傳統的社會關系資源得以壓制，但是政治性庇護和資源性庇護伴隨著“文化大革命”和經濟建設而逐漸呈現。尤其是政治庇護，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頂峰。任何組織要想生存和發展，沒有政府的批準和支持就是非法的。同時，經濟建設早期伴隨著國家對資源的控制和壟斷，基層社會成員和組織也逐漸因為獲得資源而生存，形成一種資源庇護關系。21世紀以來，雖然社會成員開始從資源庇護與政治庇護中解脫出來，但是社會組織的發展卻沒有獲得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尤其是公益性、自治性社會組織往往是掛靠或者依附于其他組織之下才能獲得運行資格和發展空間。基層社會組織的政治色彩較濃，利益導向不明確，民眾缺乏對這些組織的信任，加上人民公社和單位制時期組織帶來的組織化和集體化生活的陣痛，使基層民眾往往表現出一種排斥組織生活的態度。
　　四、政策性整合：在調適社會關系中發展基層民主
　　社會關系問題的存在導致了基層社會生活的去組織化、去合作化、去民主化傾向。基層民主要獲得真正的深化和發展，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形態，必須逐步在調適各種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尋找民主建設與發展的社會性突破口，可以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首先，實現農民收入的穩定增長同貨幣需求之間的平衡，積極引導農民的消費意識與經濟行為，避免過度市場化，進而實現農村社會關系的良性狀態。農村社會關系變遷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基于市場經濟突然滲透和引導形成的貨幣依附性關系，農民收入無法滿足市場拋給農民的消費欲望，進而出現貨幣短缺。依此下去，農村的發展速度和農民增收速度無法跟進市場經濟帶來的貨幣消費需求，就會出現收入的內卷化。農村社會關系的導向則會受貨幣的示范而失去自主性，民主的發育就會失去內生性的動力。如何通過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將農民的收入和生活模式穩定下來，實現農民的物質需求能力與貨幣供應能力的平衡，是實現交往的擴大化與關系的穩定化和單元化的重要內容。當然，降低農戶的物質需求能力，還必須積極引導農戶的消費觀念和經濟行為，將不正常和攀比性的高消費形態屏蔽掉，否則農村社會固有的“面子”示范效應，將隨著農民務工與城市生活的互動，把城市的消費和生活模式帶入農村，從而過度地塑造農戶的消費形態和生活形態。所以，戶籍制度的深度改革和轉變城鎮化發展模式是必需的。
　　其次，逐步放寬社會組織的準入機制，提高基層社會組織的自主發展能力與社會化水平，避免政治化和形式化給基層社會組織帶來的成員離散趨勢，進而提升個體的組織歸屬感，促進民主在基層社會的發育。傳統社會公共關系和私人關系是依靠血緣來維系和運行的，但是現代化社會中的社會關系將血緣關系還原到家庭領域，公共關系則脫離原有的血緣關系模式，依靠的是公共生活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組織之間和組織與組織之間的交往互動與共識達成的。社會組織對現代社會，尤其是對民主社會的社會關系重塑具有決定性作用，沒有組織的現代社會只會被魔鬼化的市場撕裂成一個一個自私的個體，呈現出碎片化的狀態。所以，基層民主在現代社會中的發育必須逐步放寬社會組織的準入機制，逐步培養組織的自主發展和運行能力以及提高組織的社會化水平。通過組織的離政治化和培養社會成員的組織歸屬感，從而促進基層民主的發育。
　　最后，通過優化基層政府管理體制，提升基層政府的公共性和服務性職能，重塑基層政府形象，避免民眾的政府或政治排斥感，重構民眾與制度性權利表達的良性關系，促進基層民主權利保障體制的建設。現代化的社會關系要求基層政府必須暢通制度化的權利訴求和利益表達渠道，實現社會成員對正式制度和政權的認同。同時，基層政府如何解決現代化深度轉型帶來的基層治理困境，必須考慮的是政府的行為、執政理念的創新是否有實質性的轉變，否則外部輝煌形式化隱藏下的政府腐朽，將直接削弱具有政權延伸性質和國家控制色彩的制度深入人心，并實現內化，其中就包括基層民主制度。
　　總的來說，社會關系調適的核心內容是糾正現有負面社會關系以促進基層民主的發展，其關鍵在于外部引導與內在推動的結合，以提高基層社會面對深度轉型的適應能力，進而形塑現代民主生活所需要的自主性社會關系。自主性的社會關系的形塑和培育所需要的社會環境與條件必須從基層政府與社會管理體制、現有社會結構的失衡與斷裂、社會組織的發育與發展、外部政策的引導和刺激等方面著手，這是一個內外結合的發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