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表現及影響 

　　我國學術界關于跨界民族及跨界民族問題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在第三次世界民族主義浪潮的推動和影響下，跨界民族問題對一國內部政治安全和國際和平與穩定的影響日益引起世人關注，尤其是冷戰結束以來，隨著當代世界民族分離運動的日趨劇烈，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一些種族、部族沖突頻繁發生，甚至導致了比較嚴重的國內政治危機和國際政治沖突，使得跨界民族問題進一步凸顯，從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
　　一、跨界民族概念辨析
　　雖然學術界對于跨界民族問題的理論研究在不斷深入，但在“跨界民族”這一概念的定義和內涵闡釋上，不同學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議與分歧。對于傳統聚居地被國家政治疆界所分隔(包括被動和主動移民)而形成的這類特殊族體，學界除了“跨界民族”這一概念外，還有學者分別提出和使用“跨境民族”和“跨國民族”等概念，并不同程度地進行了一些理論探索。
　　關于“跨界民族”這一概念較具代表性的觀點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專家葛公尚研究員提出的，他認為：“就字面意義而言，跨界民族應當包括一切因政治疆界與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國界居住的民族。但政治人類學范疇的跨界民族的定義卻沒有這么寬泛，它應該限定于那些因傳統聚居地被現代政治疆界分隔而居住于毗鄰國家的民族。”[1]11-12“跨界民族具備兩個必不可少的特征，一是原生形態民族本身為政治疆界所分隔，二是該民族的傳統聚居地為政治疆界所分割。換言之，原生形態的民族在相鄰的國家間跨國界而居，地理分布是連成一片的，是具有不同國籍的同一個民族。”[1]12云南省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的劉稚研究員也指出，跨界民族就是指歷史上形成的而現在分布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并在相關國家交界地區毗鄰而居的同一民族[2]。
　　持“跨境民族”概念和理論的代表性觀點是中央民族大學胡起望教授，他認為：“跨境民族就是分別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里長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來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著同一民族的認同感的民族。他們雖然長期分居于不同的國家，受當地的主體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不同影響，在語言、服飾、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等各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變化，但是在他們的傳統文化的底層，以及日常生活的深處，與原來的民族傳統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胡起望，1994)他認為，跨境民族與跨界民族是一個不同的概念，它們的主要區別在于，跨界民族較突出的特點是他們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連成一片的；而跨境民族的地理分布可能并不連成一片，有的從居住的第二國遷入第三國、第四國，他們不僅可以跨國居住，有的還遠渡重洋，成了跨海洋而居的民族；跨境民族是一個比跨界民族更寬的概念，跨界民族是跨境民族的一部分(胡起望，1994)。葛公尚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說，跨境民族可以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者就是同一民族跨國界線分居在不同國家，他們的民族名稱、生活習俗、語言文字等基本上保持密切的聯系，此類為多數，系我們所指的跨界民族；廣義者則是在遷出數百年或更長時期以后，遷出的一部分在當地有了一定的發展變化，他們或者受當地主體民族的影響，或者在發展中與原來的部分在某些方面產生了差異，在不少方面有了鮮明的個性，但是只要他們存在著同一民族起源、互相認同的民族意識，就是跨境民族。”[1]13有些學者則認為，“跨境民族”和“跨界民族”沒有根本區別，二者的內涵基本相同，均指稱那些分別居住在國境線兩側的同一民族。
　　“跨國民族”這一概念是蘭州大學的馬曼麗教授首次明確提出且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她指出，所謂“跨國民族”，概言之，就“是對跨居兩國或兩國以上(不論是相鄰的兩側，還是遠離邊境的)、基本保持原民族認同的、相同淵源的人們群體的指稱。”[3]馬曼麗教授認為，雖然同源民族一般較多地聚居于相鄰國家和地區，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變化，同源民族的流動性不斷加大，他們并不一定一直都會居住在毗鄰國家和地區，因此，用“跨國民族”概念比“跨界民族”、“跨境民族”概念更有概括力，也更確切。
　　事實上，學界提出和使用“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國民族”這三個概念均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據的，只是學者們觀察分析問題的視角和各自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沒有絕對的正誤之分。正如中南民族大學李學保副教授所言，從學界對跨界民族概念內涵的不同理解來看，人們在跨界民族概念理解上的分歧，不僅在于同源跨國民族分支是否沿跨國界毗鄰而居，更多的是關注那些移居他國但與母國擁共同血緣、語言、宗教和文化等“民族基質”和“族屬情感”的“移民跨國族體”，以及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對移民母國和居住國所形成政治和文化影響。換言之，是這一研究領域和視角是否應當擴大的問題。如果從分析“跨界民族問題”的角度看，當今世界范圍內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原因，無論是從認同分離、民族情感超越國家觀念的角度分析，還是從政策失誤、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相沖突的視角觀察，與“移民跨國族體”相比，集地域性、文化性和政治性三者統一的“跨界民族”，不僅有利于對問題的比較分析，顯然也是冷戰后世界民族熱點的癥結所在(李學保，2011)。
　　因此，在這里，筆者比較傾向于葛公尚給出的跨界民族定義，也就是狹義的“跨界民族”概念。跨界民族，顧名思義就是跨國界而居的同一民族。
　　二、跨界民族的形成
　　跨界民族問題是指當跨界民族的利益和國家利益產生某種沖突時而出現的問題。盡管跨界民族的存在為跨界民族問題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性，但二者沒有必然聯系，即跨界民族的地區和國家并非必然存在跨界民族問題。跨界民族問題是歷史問題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產物，它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強烈的民族意識是跨界民族問題產生的直接原因
　　跨界民族具有雙重意識，即作為民族成員的民族意識和作為國家公民的國民意識，或稱國家意識。跨界民族強烈的自我意識是形成國家離心力和民族向心力的直接原因，也是形成跨界民族問題的重要條件。如果跨界民族所在國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社會和諧、民族關系和睦、民族政策得當、跨界民族利益得到充分保護，那么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識就會淡化，國民意識和國家向心力增強，就不會產生跨界民族問題；反之，則跨界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向心力增強，國家離心力增大，就會產生跨界民族問題。
　　跨界民族問題是現存國家政治分隔力和民族向心力這兩種相反力量交互作用的產物。即是分屬于不同國家的同一民族及其聚居地被國家政治所分隔的外在動力與民族傳統文化的感召力及民族自身利益的驅使等內在動力交互作用的結果。這兩種特殊的社會矛盾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就產生了跨界民族問題[4]。“可以說，跨界民族問題的嚴重程度和傳統民族向心力的發展程度成正比，與國家向心力成反比。傳統民族向心力高于現存國家分隔力的程度越高，跨界民族問題就越嚴重”(曹興，2004)。
　　(二)民族利益問題是跨界民族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
　　一切人們集團首先都是利益集團，跨界民族也不例外，民族利益問題是跨界民族問題的核心，跨界民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的沖突。這就要求存在跨界民族的國家必須高度重視和密切關注跨界民族的民族利益問題，要正確處理和協調好本國各民族利益，尤其是處理好跨界民族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避免由此引發的跨界民族問題不斷惡化和升級。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各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幾乎是所有多民族發展中國家共同存在的現實問題。而作為跨居不同國家的跨界民族而言，他們對所在國不同民族之間(尤其是與主體民族之間)以及對所跨居國家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方面存在的差異非常敏感，也極易導致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緒的增強。而這種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緒如得到國界對面同民族同胞的聲援，并被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利用的話，就可能產生危及跨界民族所在國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嚴重跨界民族問題。
　　(三)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是跨界民族問題產生的重要因素
　　在一個多民族國家里，由于歷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各民族存在自身差異等原因，各民族事實上的發展不平等已成為一種不可否認的客觀現實。一國要減少因民族問題導致的政治和社會危機，確保國家安定、和諧，一項重要舉措就是要制定和實施旨在逐步消除各民族發展差異、實現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榮進步的民族政策。在所在國民族政策正確、跨界民族境遇不斷得到改善的情況下，跨界民族問題產生的可能性就會降低；而當所在國的民族政策存在失誤，跨界民族的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加之如與邊界對面的同一民族境遇懸殊巨大的話，就無疑會誘發民族主義抬頭，加速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如土耳其境內庫爾德跨界民族問題的產生和發展，就與土耳其歷屆政府對庫爾德人明顯帶有大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歧視色彩的不平等民族政策直接相關。
　　(四)外部勢力介入是跨界民族問題產生或升級的國際因素
　　有學者指出：跨界民族問題可以導致外交沖突，影響相關國家的決策，一旦一國為另一國的同民族叛亂團體提供支持，就有可能引發國際危機[5]。如果跨界民族所跨居的相關國家政府對待跨界民族問題的立場、態度比較一致或相近，即態度堅決地反對跨界民族的分離活動，則跨界民族從所在國分離出去單獨建國的企圖和行動一般難成氣候。如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三國政府均強烈反對居住在本國領土內的庫爾德人獨立，對鄰國庫爾德人的分離運動也高度警惕，因此，庫爾德人的分離運動歷經數十年至今仍然未獲成功[6]46。而跨界民族問題本身所具有的國際性特征，決定了其極易被一些相關國家尤其是從自身國家利益出發的西方大國或部分境外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所利用。如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極端勢力宣布獨立建國，得到了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支持和承認，使科索沃跨界民族問題迅速升級和復雜化。在外部勢力的介入方面，我們尤其需要高度關注和警惕的是一些西方大國或國家集團為了自身的戰略利益，打著“民族自決”、“保護人權”的旗號，以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為借口干涉他國內政，煽動、支持跨界民族追求所謂的“政治統一”，建立獨立的同一民族國家，對跨界民族所在國家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嚴重威脅。如美國為實現其進入中亞和南亞的戰略意圖，把阿富汗同中亞各國間的跨界民族問題作為突破口，加緊向中南亞地區滲透，使阿富汗跨界民族問題不斷加劇。
　　三、跨界民族問題的主要政治表現和影響
　　20世紀初以來，世界經歷了三次大的民族主義浪潮，在冷戰后爆發的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中跨界民族問題凸顯，成為一種更加普遍的存在，且呈現出一些獨特的自身特點，如跨界民族問題中的民族意識更加突出；跨界民族問題常常與宗教和恐怖主義問題相互交織；跨界民族問題中泛民族主義色彩更加濃厚，等等。這些特點不僅會對跨界民族問題涉及的相關國家國內政治與社會穩定產生較大影響，如處理不好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危及到地區局勢和國際政治局勢的穩定。
　　(一)在國內政治中的主要政治表現和影響
　　跨界民族問題是民族問題中的一個特例，它涉及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風俗及價值觀念等多個領域，對所在國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都會產生影響，并直接威脅所在國的國家穩定[7]。
　　1.危及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安全
　　國界是一個國家版圖的邊界，國界受到侵犯是國家安全受到侵害的鮮明標志。從對跨界民族內涵的界定中我們可以得知，跨界民族與其所在國的政治疆界以及國家邊界線緊密相連，而邊界線往往就是劃分國家領土的依據，因此，跨界民族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很有可能影響到國家的領土完整。“幾乎所有跨界民族問題都涉及領土主權問題。”(曹興，2004)
　　當然，有些國家的跨界民族問題的發展變化有一個過程，起初某些跨界民族群體可能只是提出改善民族待遇的訴求，如果這些訴求及時得到滿足，跨界民族問題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甚至解決，不至于危及到國家領土主權。但如果這些訴求沒有得到及時滿足，跨界民族往往會進一步提出自治、民族自決、甚至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從而會對所在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較大威脅。“跨界民族的獨立要求一般有三種情況：一是要求在該民族現在的聚居地建立獨立的國家，如斯里蘭卡北部的泰米爾人、塞浦路斯的土耳其人、印度尼西亞的東帝汶人等；二是要求與邊界另一邊由本民族同胞建立的主權國家合并，如巴基斯坦的普什圖人、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的索馬里人、英國北愛爾蘭的愛爾蘭人等；三是與邊界對面同樣處于非主體民族地位的同胞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二戰以來巴爾干半島的馬其頓人，西亞的庫爾德人和俾路支人，非洲撒哈拉地區的圖阿雷格人等都曾提出過這種要求。”[6]33無論是上述哪種情況，都必然觸及到跨界民族所在各國的領土完整。領土完整是國家主權的物質基礎，對于危害到一國領土完整和挑戰一國國家主權的獨立要求，幾乎所有主權國家都必然會堅決反對。如位于肯尼亞東北部的索馬里人提出與索馬里合并的要求，肯尼亞政府在1963年5月向亞的斯亞貝巴非洲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會議提交的備忘錄中寫道：“他們或者與所在國的其他非洲人融為一體，或者像1962年肯雅塔總統聲明的那樣，‘載滿駱駝到索馬里去’。如果他們不愿在肯尼亞和我們一起生活，那么他們完全可以自由地離開我們，離開我們的國土，越過邊界到索馬里共和國去。這是他們能夠合法地行使自決權的唯一方式。”[8]肯尼亞政府的這一態度幾乎代表了所有存在跨界民族問題的國家的觀點。
　　2.危害國家邊疆地區穩定和國防安全
　　跨界民族最大的特點就是跨國界線而居，因而，跨界民族問題與國家邊疆安全和國防安全密切相關，是影響邊疆安全穩定的重要因素。冷戰結束后，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3個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解體，泛民族主義思潮推波助瀾，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愈發猖獗，引發國家疆界的重新組合、劃分，使跨界民族問題對邊疆安全穩定構成的潛在威脅更為突顯。
　　就一國而言，邊疆地區是國家領土的重要組成部分，確保邊疆安全穩定歷來是統治者治國方略中的重中之重。跨界民族作為久居邊疆地區的重要特殊群體，與鄰國的同源民族盡管有國界相隔，但共同或相近的歷史文化淵源、民族傳統與宗教信仰以及生活習俗等，使得他們極易形成超越國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跨界民族在感受到在所在國遭遇不平等待遇或自身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時，往往容易把邊界另一邊的同胞當做自己的精神和物質后盾，并隨時準備利用這一特殊優勢和力量為自身謀求利益，包括時機成熟時謀求與對面同胞建立統一獨立的民族國家。也就是說，如果一國內部跨界民族問題處理不當，容易引起鄰國同源民族的聲援和抗議，從而使跨界民族問題不斷升級，引發邊疆地區的動蕩不安。譬如，俄羅斯對中亞五國內的2500萬俄羅斯人特別關注，聲稱要不惜一切代價用武力來保護境外俄羅斯人的平等權利[9]。
　　泛民族主義思潮及與之相關的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往往滋生于跨界民族這一溫床，同時，因跨界民族具有跨居兩國或多國的特點，跨界民族問題又通常與宗教因素相交織，因而常常成為一些西方國家利用的對象，他們打著“人權高于主權”的旗號，利用跨界民族問題暗中支持泛民族主義勢力插手和干涉別國內部邊疆事務，對一國邊疆安全穩定造成極大危害。我國新疆與中亞國家有著長達3300多公里的國境線，同時與之有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俄羅斯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等多個跨界民族，是我國跨界民族關系最為復雜的地區，近年來，跨界民族問題已成為影響新疆地區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中亞五國獨立后，在該地區日益猖獗的泛突厥主義分子不斷對我國新疆地區進行滲透和煽動活動，美國等西方國家更是唆使土耳其人和中亞地區的穆斯林聲援中國新疆地區“東突”分裂分子的建國主張，旨在將新疆從我國版圖中分裂出去。加之哈薩克斯坦的“大哈薩克民族主義”的竭力滲透，中亞各國的泛民族主義思潮和所謂“民族回歸歷史故鄉”等民族復興政策對我國西北邊疆尤其是新疆地區的安全穩定構成了極大威脅。又如近年來，一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在西方國家支持下，以俄羅斯、蒙古國和中國蒙古族為對象打出所謂“三蒙統一”旗號，策劃煽動分裂祖國的行動，也直接影響著我國內蒙古地區的和諧與穩定。
　　同時，跨界民族問題加劇了跨國性犯罪及難民問題，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所在國的邊疆穩定。中亞五國獨立后的經濟發展和法制建設均比較滯后，導致這一地區有組織的跨國犯罪活動發展迅猛，跨國毒品交易問題日益突出，與之接壤的我國新疆地區由于與中亞各國的邊境貿易和人口流動非常頻繁，管控難度很大，近年來販毒組織勢力不斷向新疆進行毒品滲透，新疆吸毒、販毒人員數量大幅上升。又如我國云南與中南半島的越南、老撾、緬甸直接接壤，居住著16個跨界民族，更是深受毒品問題的困擾。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販毒組織和毒品市場進一步擴大，緬、泰、老三國接壤的金三角毒品基地進一步向東北部和西北部伸展，在中南半島北部的中國西南境外形成了一個“大金三角”毒品種植和加工帶，毒品種植面積和產量均大幅度增長，而“大金三角”地帶基本上是我國云南16個跨界民族的居住地，跨界民族地區已成為犯罪分子販毒走私的天堂，也使跨界民族的社會關系日益復雜化。此外，在云南跨界民族地區，有的跨國犯罪分子還充分利用地理比鄰的優勢，從事賣淫嫖娼、販賣人口、非法移民、走私武器、收集我國機密情報等多種犯罪活動。再如，如果跨界民族所在國出現政局不穩、社會動蕩或騷亂戰亂等情形時，可能促成跨界民族越境遷移，從而形成難民潮。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沖突，就曾造成了50萬難民逃離家園。朝鮮“饑民”的流入，使中國東北邊境地區的犯罪案件增加，直接威脅當地的穩定與安全[10]。2009年8月，靠近我國云南省的緬甸果敢地區發生戰事，引發緬方邊民恐慌并大量涌入我國境內。
　　3.削弱國家凝聚力，加劇民族矛盾與沖突
　　如前文所言，跨界民族問題形成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國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之間發生矛盾，有些跨界民族對本民族的認同大于其對國家的認同，民族向心力大于國家凝聚力。在多民族國家中，當一個或多個少數民族勢力或集團片面強調其本民族利益時，就會產生從現有國家政治實體中分離出去的傾向，其極端形式就是民族分離主義。事實上，凡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國家，就意味著其跨界民族的利益和所在國的整體國家利益產生了較大紛爭，這種紛爭如果處理不善必將影響、削弱跨界民族所屬國家的整體凝聚力和向心力。這種影響和削弱可能只涉及一個國家，也可能涉及相關雙方或者多方國家。
　　同時，跨界民族問題也會導致民族關系惡化、民族矛盾加劇甚至發生流血沖突乃至民族之間的戰爭，破壞民族團結。在許多多民族國家內部，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存在跨界民族問題的地區，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方面與其所在國其他一些地區相比往往存在一定差別。而一些國家在面對這類民族問題時有的采取了回避、拖延、擱置等消極態度或出現民族政策失誤現象，由此導致跨界民族問題進一步激化，加深了跨界民族與所在國其他民族之間的矛盾、誤解甚至仇恨。例如，斯里蘭卡的主體民族僧伽羅人在政治生活中對占少數的跨界民族泰米爾人采取了許多限制和歧視政策，泰米爾人為謀求自身政治目標多次與僧伽羅人爆發沖突。印度的泰米爾人對斯里蘭卡同胞持同情態度，印度政府也表示對泰米爾人問題高度關注。泰米爾人問題對斯里蘭卡的國家政治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消極影響，同時也加深了泰米爾人與僧伽羅人之間的民族仇恨，影響了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尤其是民族分裂勢力和境外敵對勢力的介入與挑撥、利用，更會使跨界民族問題不斷加劇，容易滋生民族分裂思想甚至極端思想。如“東突”勢力對我國西北跨界民族地區影響與日俱增，他們利用跨界民族問題，借助各類普通治安事件、尋找各種機會制造謠言，蠱惑民眾，破壞各族群眾之間的團結，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仇視心理，嚴重損害我國民族關系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4.損害所在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在世界范圍內，由于跨界民族問題惡化、升級導致和誘發領土爭端、民(種)族仇殺乃至民族戰爭的例子屢見不鮮，如索馬里戰爭、喀麥隆與尼日利亞流血沖突、盧旺達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之間的民族大仇殺等使數百萬百姓無辜喪生。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暴力化傾向，恐怖主義日益成為民族分裂主義和極端宗教勢力用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的恐怖活動，給所在國人民生命安全帶來了極大損害。
　　據統計，我國以泛突厥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東突民族分裂組織有50多個，從1990年至2001年，在新疆制造了至少36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喪生，440多人受傷[11]。2009年，烏魯木齊發生的“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就導致197人喪身，1700多人受傷，331個店鋪和1325輛汽車被砸燒，眾多市政設施被損壞的重大損失[12]。由此可見，“東突”分裂勢力在與新疆中亞同源跨界民族問題相互影響和作用下，已成為冷戰后我國新疆地區最嚴重的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因素，給各族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
　　此外，在跨界民族地區日益嚴重的毒品泛濫和境外流動人口賣淫嫖娼等問題正在像瘟疫一樣不斷蔓延，對相關國家的人民健康構成較大威脅。
　　(二)在國際政治中的主要政治表現和影響
　　民族問題已成為當今世界動蕩不安的重要根源，成為影響當今和未來國際政治關系和國際關系格局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跨界民族是跨兩國或多國國界而居的民族，因而具有天然的國際性特征，因此，跨界民族問題也很容易超越一國范圍，不僅會對所在國國內安全穩定造成影響，而且還會影響到其周邊國家、整個地區乃至世界范圍的和平與穩定。由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國際性沖突和國際政治關系變化在近年來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大學國際沖突和恐怖主義研究專家道格拉斯·伍德維爾(Douglas Wood-well)通過對1951年至1991年的世界沖突研究得出結論：如果一個多民族國家內部的少數發生民族叛亂，而在鄰國中存在同族的跨界民族，尤其是鄰國的跨界民族在本國內處于人口多數時，就容易引發國家沖突[13]。
　　1.對相關國家周邊外交關系帶來深遠影響
　　由于跨界民族居住在毗鄰的不同國家，彼此具有共同的歷史淵源、相近的語言、宗教、文化傳統，平日往來比較密切，相互之間民族感情比較濃厚，存在著同源民族之間的向心力。這種情形會給相關國家間的經濟、貿易、文化往來和民間交往帶來便利和優勢，而一旦產生跨界民族問題，則存在鄰國跨界民族的相互聲援問題。如果國界對面的同胞對同一跨界民族的境遇和政治主張比較同情，就會支持和鼓勵他們的訴求與行動，甚至支持他們脫離所屬的國家政治實體，這必然會對所在國國家主權帶來極大沖擊，造成相關國家的政治糾紛和關系緊張，引發兩國關系惡化，嚴重的甚至會導致雙方的軍事對立和沖突。
　　如泰國南部的馬來人在其鄰國馬來西亞是主體民族，歷史上泰國政府對馬來人采取的強制同化政策遭到了馬來人的激烈抵抗，再加上經濟上的被邊緣化，致使泰國南部馬來人地區長期動蕩不安，而泰馬之間的跨界民族問題也成為兩國關系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與之相類似的還有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之間由于保加利亞曾對國內的土耳其人實行強迫同化政策，在造成土耳其人大量逃往土耳其的同時，也導致保、土兩國關系一直處于比較緊張的狀態。
　　冷戰結束后，由于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國際沖突呈現上升趨勢，在國際舞臺上不勝枚舉。例如，蘇聯與阿富汗之間爆發蘇阿戰爭，與阿富汗境內擁有與蘇聯同源的塔吉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等跨界民族有著密切關系。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民族矛盾，希臘、土耳其爭奪塞浦路斯問題，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之間的跨界民族馬其頓人引發的長達百年之久的領土糾紛問題和跨界民族爭端，印度與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問題，跨居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國的庫爾德人問題，以及波黑戰爭、巴以之爭、印巴沖突等等，歸根結蒂也都是由跨界民族問題引起的。　　    2.易于引發相關地區關系的緊張與沖突
　　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相關國家，如果對這些問題不能及時妥善處理，不僅會升級為國家間矛盾，而且也會對整個地區形勢產生較大影響，引發地區關系的緊張與沖突。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巴爾干地區的民族問題。這里分布著南聯盟、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波黑、阿爾巴尼亞、馬其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等10個國家，幾乎每個國家的主體民族在與其相鄰的國家都是少數民族，也就是說幾乎每個國家都與其相鄰國家存在跨界民族。長期以來，由于歷史與現實的諸多原因，異族統治在該地區各個民族之間造成了巨大隔閡，加之一些國家采取大民族主義政策使民族矛盾不斷加深和激化，外部勢力的乘機介入使矛盾進一步升級，因此，該地區的跨界民族問題十分突出和復雜。科索沃危機將巴爾干地區許多國家均卷入其中，不僅影響到了地緣政治的穩定，還導致了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聯盟的武裝干涉，進而影響到英國與俄羅斯、美國與中國等諸多大國之間的關系。
　　另一典型例子體現在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兩國的爭端中。兩國矛盾的深層原因與它們共同擁有的跨界民族——提格雷人密不可分。提格雷人在埃塞俄比亞的提格雷省與接壤鄰國厄立特里亞都是主體民族。埃塞俄比亞政府長期以來對提格雷人采取的歧視政策埋下了兩國爭端的隱患，致使兩國矛盾不斷激化，1998年5月借邊界問題爆發了戰爭，直至2006年在非盟等地區組織多次干預、斡旋和安理會決議的強大壓力下，兩國緊張局勢才基本得到控制，而且，兩國由于跨界民族問題產生的矛盾還有隨時激化的可能。埃—厄沖突看起來是兩個國家的外交爭端，但帶來了整個東北非地區的動蕩不安，對相關國家均產生了巨大影響，埃—厄爭端反映了跨界民族問題的復雜性和嚴重性[14]。
　　3.成為引發重大國際矛盾與沖突的重要因素
　　歷史表明，雖然跨界民族本身不是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但其背后一直有著國際關系最主要行為體——國家——的影子，因此，可以說，跨界民族問題自產生之日起就進入了國際關系的范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國際關系的運行和互動。正如英國學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所言，跨界民族問題，“受制于各種復雜的歷史原因，某一民族的共同地區為某種政治疆界所分割的情形是常見。……跨界民族作為一種最突出的民族政治現象，是引發國際矛盾乃至戰爭的主要因素”([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2010)。
　　阿富汗是一個跨界民族人口眾多、分布廣泛的多民族國家，而且，占其國家人口65%的主體民族——普什圖人是跨界民族，其他幾大少數民族也是跨界民族。嚴重的跨界民族問題不僅阻礙了阿富汗國內經濟的發展，而且極大地削弱了國家向心力和凝聚力，成為其內戰爆發并持續不斷的重要原因。同時，復雜的內部民族矛盾也給各種國際勢力如基地組織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等對阿富汗內戰的介入和染指提供了機會和借口。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起，隨著阿富汗民族沖突日益激化，美國和蘇聯趁機插手各自支持沖突一方，美國支持由普什圖人為主的塔利班，蘇聯則支持由塔吉克人為主的“北方聯盟”，從而使阿富汗內戰演變為國際沖突。“9·11”事件后，美國立即在阿富汗境內展開軍事行動，引發了阿富汗戰爭。阿富汗跨界民族問題與其戰亂不斷的關系警示世人，在跨界民族眾多的國家中，主體民族的成熟程度對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跨界民族問題對多民族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而言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國家應依靠自身力量慎重、妥善處理此類問題，國際勢力的介入會使矛盾更加復雜化、尖銳化；跨界民族問題處理不好不僅會引發內戰和地區動蕩，甚至會導致國際沖突。
　　蘇聯解體后，長期被掩蓋下來的跨界民族問題在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國家間帶來了接連不斷的麻煩。中亞國家宣布獨立后，由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就紛紛暴露出來。最激烈是外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國因為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州的歸屬問題爆發的武裝沖突。1923年，納—卡地區被劃入阿塞拜疆境內，但其居民76%是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一直對此持有異議。蘇聯解體后，兩國就此問題產生的爭端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后來上升為流血沖突。
　　總之，從蘇聯解體到俄羅斯的車臣問題，從前南斯拉夫分崩離析到后來的波黑戰爭和科索沃危機，從中東阿以戰爭到西班牙巴斯克分離主義等，究其根源都是跨界民族問題。由于跨界民族本身的特殊性，使其相對于其他民族問題而言更加復雜，由此導致的矛盾和沖突更難以在短時間內徹底解決，跨界民族問題應成為當代國際政治中的重要課題。當然，我們在研究跨界民族問題時，必須注意到跨界民族問題的多樣性、差異性和敏感性。由于不同跨界民族形成的歷史背景不同，所在國家面臨的地緣環境和國內境況千差萬別，即使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跨界民族問題，其性質和內容也因時因地因環境差別很大(李學保，2011)。因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