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人民內部三大矛盾新變化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在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基礎上，根據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大量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判斷，明確提出不同質的矛盾必須用不同質的方法來解決，要用民主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以此為標志，創造性地提出了我們黨關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撥亂反正，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路線，把發展作為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開辟出一條通過推動經濟發展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奠定必要物質基礎的道路，提出了新時期我們黨堅持和發展人民內部矛盾學說的正確理論。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對復雜的國內外局勢，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妥善協調現代化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治和社會關系，明確提出了新的社會階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科學論斷，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作為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明確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不斷化解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黨中央提出，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深刻認識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科學分析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產生的原因，更加積極主動地正視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不斷促進社會和諧。
    這些理論成果和歷史經驗，為我們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更好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思想指導。

　　一、新時期我國社會結構的新變化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社會矛盾產生于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之中。我國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發展、新變化，從根本上講，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內部階級階層以及利益群體關系變化的產物，是我國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動的結果。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人民內部矛盾也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呈現出不少新特點。準確地分析和把握新時期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是正確認識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基礎。
    當年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中國社會結構相對簡單，一般稱為“兩階級、一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人民的概念和人民內部階級階層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按照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的分析，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有著不同的內容。今天，從總體上講，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勞動者、建設者，一切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都應在人民之列。但是，具體到人民的構成，新時期與計劃經濟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新時期的人民構成情況則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僅原有的階級、階層和利益群體發生了分化，而且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利益群體也產生了。社會成員流動性加大，呈現出多元化、多層化的利益矛盾關系格局。
    首先，工人階級內部結構和組成發生了深刻變化，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內部關系多樣化。由于工人階級的各個成員所處的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待遇不同。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不同崗位的職工的流動不斷加大，在收入上拉開了差距，形成了一定差別，工人階級內部分成不同狀況的階層和群體。
    其次，農民階級發生了新的分化和組合，農村居民內部關系復雜化。農民原來是掙工分的實行集體勞動的農業勞動者，現在成為實行土地個人承包的農業勞動者。同時，出現了一個新的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充實到工人階級隊伍中。一方面，他們成為工人階級的新鮮血液，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現在的建筑、采掘、紡織等行業，80%職工都是農民工。另一方面，他們又處于城市生活的下層，他們的生產生活狀況是人民內部矛盾激發的突出問題。
    再次，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特別是私營經濟中，形成擁有相當財富的高收入的企業主階層和高管階層，他們作為雇主和雇員的矛盾客觀存在，經營管理人員與員工的矛盾客觀存在。有的非公有制企業存在勞動條件、勞動保護差，拖欠克扣工資，隨意加班，侮辱工友，雇傭童工等現象，業主同員工之間關系緊張。
    最后，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一般來說，這些社會階層大多屬于中等以上收入階層。他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干部、解放軍指戰員也有一定差別和矛盾。
    社會結構的變化是基礎性變化，直接影響社會群體間利益關系的變化，導致階級階層關系的變化，進而導致人民內部矛盾的變化，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發生矛盾和沖突的可能性隨之增加。

　　二、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

    新時期我國社會結構廣泛深刻的變化，帶來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發展變化。準確把握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新變化和新特點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前提。
    在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的條件下，社會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發生了哪些相應的變化？2006年以來，我們對這一問題展開了追蹤研究。根據我們近年來獨立開展的一項調查，從文獻檢索和研究的情況看：貧富矛盾、勞資矛盾、官商矛盾、官民矛盾以及城鄉矛盾、中央地方矛盾等最為目前國內學術界所關注，其中貧富矛盾、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被認為是目前我國最為突出的三大人民內部矛盾。
    (一)貧富差距與矛盾問題
    我國社會貧富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收入差距持續增大和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兩個基本方面。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8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5∶1，到2009年收入比擴大為3.33∶1，2010年稍有縮小為3.23∶1。在城鄉差距擴大的同時，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擴大。另有資料顯示，我國城鎮居民中最富有的10%的家庭與最貧窮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約為8倍，有六成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不到平均水平。
    嚴重的貧富差距是導致社會分裂，產生社會矛盾與沖突的基本的經濟根源。但是，貧富差距還不直接等于貧富矛盾，貧富矛盾也不必然導致社會沖突、破壞社會穩定。貧富差距是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客觀分布的經濟現象，而貧富矛盾則屬于政治現象，貧富矛盾是在貧富差距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群體間的對立。貧富差距轉化為貧富矛盾，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主要是收入、財富差距導致的社會分層的固定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對立性的群體意識。貧富矛盾的表現是貧富兩大社會群體的相互對立與沖突。
    (二)勞資矛盾問題
    勞資矛盾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新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我國勞資矛盾開始形成，勞動糾紛大幅度上升。根據勞動保障部提供的數據，1996年全國各級勞動部門接受勞動爭議申訴為4萬多件，至2003年，達到21萬多件，上升了5倍。2008年以后，我國各地各級勞動爭議急劇增加。2009年，全國統計各級勞動人事爭議仲裁機構共處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87.47萬件。其中，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共處理87萬件，是上年的93.47%。
    (三)官民矛盾問題
    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已經提出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問題，他指出：“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歷史發展到了現階段，這個在當年就已存在的矛盾已經大為上升，成為一種不容忽視和更值得重視的人民內部矛盾。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學術界一般稱為“官民矛盾”，這類矛盾并不是固定存在特定黨政機關與特定人民群體之間的，而是由各種社會矛盾轉化集合而成的社會與國家的矛盾、人民群眾與政府的對立。官民矛盾的發生不限于特定的社會群體，不限于特定的起因，各種社會矛盾都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官民矛盾，多種社會矛盾也可能集合為官民矛盾。目前我國大量的上訪、行政訴訟案件和群體性事件，則是官民矛盾的具體表現。

        三、新時期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新特點

    由于社會結構和人民內部矛盾類型的新發展、新變化，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人民內部矛盾突出表現為物質利益沖突
    各種社會矛盾，從根本上都發生于利益矛盾。利益有經濟利益也有政治利益，有物質的也有精神的，但最根本的是物質和經濟的利益。新時期的人民內部利益沖突，大都是由于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而引發的，而且，更多的是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其中，既有經濟迅速發展中的利益關系不協調與不公平問題，也有部分群眾基本民生問題還沒有得到明顯改善的問題。在當前包括因企業改制、城市拆遷、農村征地等因素所引發的各種矛盾，實質上就是發展和改革中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物質利益性沖突。
    (二)人民內部矛盾具有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趨勢
    各種社會矛盾轉化集合為“官民矛盾”，是改革開放條件下我國一種帶有規律性的政治現象。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發展帶來社會進步的同時，又導致了一系列不均衡、不協調現象的發生，從而促發了更多的矛盾和問題。因此，現階段我國社會出現了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經濟社會文化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矛盾與不滿也快速增長，而社會不滿的主要對象又往往指向黨和政府。
    在現階段人民內部矛盾出現向“官民矛盾”演化的趨勢具有客觀基礎。盡管在革命戰爭時期人民群眾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之間也存在一定矛盾，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當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核心并長期執政之后，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就產生了新的變化。在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作為領導和執政的黨，中國共產黨總體上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而人民群眾中的不同利益群體和普通群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更關注自身的個別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這樣黨與人民群眾之間，就會因地位不同和社會功能不同而產生矛盾。這樣的矛盾是客觀的，它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長期存在并成為十分突出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三)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加大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于體制改革、利益格局迅速變化的過程中，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尚未形成能夠互相良性互動和有效協調的機制，人民內部的利益矛盾往往會以結成利益集團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極易演化成群體性事件。一些群眾因對土地使用、城市拆遷、工資等各方面不滿，而采取集體上訪、游行示威、沖擊政府等直接對抗的方式表達訴求。國家信訪局提供的資料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呈急劇上升趨勢。2004年同1994年相比，群體性事件的數量、人數分別增長了6倍多和4倍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人民內部矛盾與群體性事件的高度相關性。
    從性質上說，人民內部矛盾屬于非對抗性的矛盾。然而，在當前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多種矛盾彼此交織、國際國內因素相互融合并存在多方面制度“缺失”的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也有可能激化或轉化，甚至出現對抗。
    在許多地區所發生的由個別沖突引發非直接利益相關方的第三方鬧事，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這些事件中，往往參與者的合理訴求與他們的不合法方式交織在一起，經濟利益的訴求和維護民主權利的要求交織在一起，多數人的合理訴求與少數人的無理取鬧交織在一起，群眾的自發行為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織在一起。如果處置不當，局部問題就有可能擴散到全局，從而把非對抗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四、關于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思考

    當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用“民主的方法”，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對于我們思考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仍然具有啟示和指導意義。
    (一)人民內部矛盾是長期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歷史現象
    新時期伴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程，新的人民內部矛盾大量涌現，有的轉化為對抗性矛盾，導致了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應當說，這是我們國家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必定要出現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得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從根本上講，是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聯系在一起的，現在復雜多樣的人民內部矛盾本質上是我國社會生產力尚不發達的表現。因此，人民內部矛盾是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期的歷史現象。
    認清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這是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前提。由于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是不會消除的，有時還會在一些局部有所發展和激化。我們所要做的和我們所能夠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化解和緩和人民內部矛盾，把人民內部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不使其大規模地轉化為對抗性矛盾，保持社會安定，保證現代化建設在基本穩定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因此，對待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既要高度重視，又不能急于求成。
    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之道還在于集中精力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鄧小平在1992年時講過：“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于主動地位。”⑤鄧小平當年講的這個道理今天并未過時。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是抓住當前有利的戰略機遇期，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大業。在這個階段上，發展是第一要務。相信在這個目標實現后，人民內部的多種矛盾和問題會得到根本性的緩解和改善。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在新時期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把科學發展放在首位，通過發展來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二)把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作為解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方面
    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歸根結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人民群眾中各種利益群體間的利益矛盾。其中不同群體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甚至出現分配不公，是造成現階段人民內部矛盾大量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抑制收入差距過快增長，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就成為了當前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的關鍵性問題。應當從政治上看待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人民群眾中的大多數，是我們黨依靠的基本群眾。收入差距拉大，利益相對受損的是普通的工農勞動群眾，他們現在意見不少。一些西方輿論和海外的“民運”分子，也在拿我國的收入差距問題以及部分群眾生活困難做文章。這個問題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確實要影響到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基本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看法，會提出共產黨究竟代表誰的問題。現在“蛋糕”是做大了，但如果分不好“蛋糕”，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還是會受到質疑。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等重要戰略思想，出臺了一系列旨在緩解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當前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依然沒有根本扭轉，人民群眾對分配問題的意見依然很大。黨的十八大高度重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提出了“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⑥等重要原則，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
    在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上，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礎，初次分配差距過大，僅靠再分配調節也難于奏效。如何在再分配環節更加注重公平，重要的是建立健全以稅收和財政支出為重點的再分配機制。就稅收制度而言，要逐步增加直接稅并相應減少間接稅在整個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從而逐步提升稅收在調節貧富差距方面的功能，并使其與取得收入的功能兼容。總之，我們應在保障發展的前提下，努力調節收入分配，努力使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盡快得到扭轉。應當辯證地看待發展與公平的關系，發展是解決公平問題的基礎，公平能夠帶來更好的發展。
    (三)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樹立科學的政績觀，強化公共服務，提高社會管理水平
    當前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人民群眾與黨和政府的矛盾比較突出，一些具體問題常常引發群眾對政府的不滿，群眾之間的一些矛盾有向政府集中的趨勢。許多群體性事件就反映了這樣的問題。從政府的角度看，造成這種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的政府職能轉變和社會管理水平的提高，跟不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尤其是公共服務不到位，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困難得不到政府應有的關注。有些地方政府的職能還沒有真正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面來。這種情況除去有客觀原因外，也有主觀原因。主觀原因是，少數領導干部還沒有把工作思路真正轉到科學發展觀上面來，工作還是圍繞著GDP轉，對社會問題、群眾工作重視不夠。而這背后可能的原因是少數領導干部沒有真正樹立起科學的政績觀。我們認為，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有廣大干部的科學政績觀作保障。黨的十七大以來，中央在改革和完善黨政機關和干部考核體系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制訂了不少新的考核標準，其中包括把環保工作納入了考評范圍，無疑是十分正確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提出進一步簡政放權，這是繼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經濟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又一次重大的改革舉措，必將進一步簡化政府職能，激發社會活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水平，使科學發展觀得到更好的貫徹落實。
    (四)加強和改進黨的群眾工作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是最擅長做群眾工作的黨。但在改革開放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國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新社會群體、新社會組織以及新的社會骨干不斷涌現，黨的群眾工作面臨著新的形勢。在新形勢下，黨的領導方式以及相應的組織結構、管理體制需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強新形勢下的群眾工作，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鞏固黨的社會基礎。
    新時期黨的群眾工作總體上應當面向基層，重心下移。一是著力做好新社會組織以及新社會骨干的工作；二是努力培育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者隊伍。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以來，一些地方和基層組織建立了社會事務和群眾利益糾紛調處機構，主動了解群眾需求，上傳下達、溝通協調，提供法律法規政策的咨詢服務，幫助群眾調解糾紛，有效地起到了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的積極作用。這些好的經驗說明建設黨領導下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必要性、重要性。
    當前，在全黨范圍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對于全黨提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對于進一步發揚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學風和作風，對于改善黨和各級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對于推進黨風廉政建設、提高拒腐防變能力，對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應當抓住時機，把改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作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達成的重要目標之一，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提高各級黨政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自覺意識和能力。
    (五)積極穩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提高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制度水平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制度保證。實施民主的過程，特別是實施基層民主自治的過程，既是人民群眾參與社會事務、表達訴求、體現意志的過程，又是協調、磨合各種利益關系的過程，十分有利于化解人民內部矛盾，把矛盾解決在基層、解決在初始階段。與民主建設緊密相連的是法制建設。應當更加充分地利用法律手段解決人民群眾中的各種糾紛和矛盾，尤其要把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工作納入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西方發達國家處理社會矛盾，化解社會沖突的一個重要做法就是“司法化”解決，盡量運用司法程序來“冷處理”社會糾紛、緩和矛盾。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
    當前，有關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些觀點主張，是值得商榷的，這直接關系到能否正確地通過民主法制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促進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現在有不少同志主張以擴大民主的競爭性的方法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建設。綜合考慮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面臨的主要任務以及國際環境，也考慮到西方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建設不宜采取擴大競爭性的路子。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結構迅速變化、社會矛盾多發的轉型時期。根據歷史經驗，在這一時期，競爭性的制度安排易于強化社會分歧、加劇矛盾，甚至引發動蕩。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歷史上，議會民主、普選制度在社會矛盾頻發的工業化階段曾經多次中斷，不少發展中國家采取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導致了社會的動蕩。當前，我國人民內部矛盾多發多樣，增加政治制度中的競爭性并不利于緩和矛盾，反而容易造成社會矛盾的政治化，把群眾中的一般矛盾引向政治領域，向政權集中，而這正是新時期現階段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所要著重防范的問題。此外，由于我國已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一部分社會成員手中集中了大量金錢財富，并希望借此進一步影響、掌控社會權力。在村民自治的直接選舉中，已經出現了賄選、大戶控制甚至黑惡勢力干預選舉的問題。⑦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貿然逐級上推競爭性選舉，勢必導致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資本對權力的滲透。
    毛澤東當年曾指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一門科學，值得好好研究。社會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正確認識和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將會大大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堅信，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經過全黨的不懈探索實踐，在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一定能夠處理好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終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