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政治精英晉升的性別比較研究

　　摘要：本文從性別視角出發，認為政治精英的地位獲得是具有性別差異的，這種差異的變化反映了中國社會結構與身份政治的變遷。本文使用2010年全國獲得的1870位科級及以上政治精英的資料，以性別比較的方法分析了影響兩性晉升的因素。研究發現，影響兩性政治精英晉升的共性方面是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正向作用；差異性方面則是性別因素，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獲得會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自身的性別平等觀和平衡工作與家庭角色的能力。男性政治精英向更高層次晉升時亦受到性別觀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能力的作用，但這些因素的影響力度弱于女性。我國在向上流動上依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社會，性別身份依然作用于人們的向上流動，男性通過提升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便能進入政治精英成長之路：而女性既要有高質量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還要有賴于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個人的性別平等觀和平衡工作、家庭角色的能力。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一種性別視角
　　本文關注的問題是我國的政治精英是如何得以晉升的？其晉升的路徑和影響因素是否存在性別差異？特別關注有哪些因素作用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晉升。
　　政治精英是指在各級黨政管理系統中擔任領導崗位的人，這些領導崗位是由一整套從科級到處級再到局級和部級的職業晉升鏈條，每一等級的權利和義務明確，并具有相關的權力、工資和福利待遇。對中國市場化轉型過程中政治精英晉升的相關研究認為，政治精英的升遷與其以學歷為主的人力資本有關，學歷越高，其升遷的可能性越大(Lee, 1991)；教育對精英地位獲得的重要性在上升(Walder, Li and Treiman, 2000)，但家庭出身起作用的方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可能會有所不同(Walder & Hu, 2009)。上述研究對于我們研究政治精英富有啟發，但在分析時，較少將其視為有性別的個體。如果將性別要素納入分析框架，就會發現，女性主要靠接受較高的教育才能進入核心部門，而男性則深受家庭背景的影響(Lin & Bian, 1991；林南、邊燕杰主編，2002: 83－115; Deborah S. Davis, 2004)。這些研究揭示了20世紀末中國干部晉升的影響因素確實存在性別差異。那么，進入21世紀后，政治精英在晉升上的性別差異是否依然存在？其表現形式又具有怎樣的特征呢？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包括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和各類專業技術人員在內的女性人才為2819萬，占人才總量的45.8％。與2000年相比，女性政治人才增長了659萬人，10年間提高了1.9個百分點，高于男性同期571萬人的增幅。但從領導位置看，基層行政組織中的女性參與率不足四分之一，越往高層，女性比例越低。2009年，我國省(部)級及以上干部中女性比例為11.0％；地(廳)級干部中女性比例為13.7％；縣(處)級女干部比例為16.6％(國家統計局社會科技和科技統計司，2010，58)。這說明，對女性而言，其在政治精英的晉升之路上確實存在“玻璃天花板”(a glass ceiling)，即女性在職業晉升的路徑上存在和男性一樣的前途，但這種前途卻被一層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像玻璃一樣的結構封閉掉了，這一層酷似玻璃般的阻礙女性晉升的結構是組織已有的男性權力結構和性別文化(Kanter, 1977)。Wright(1995)和Mark. E(1998)的跨國比較研究表明：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中，工作權威層的性別差距普遍存在，女性比例普遍低于男性。中國的工作權威層亦存在著性別不平等現象：女性在職務等級、職務類別、民主參與度、權力效能等方面遠不如男性；領導職位主要是由男性控制，女性擔任領導職務的比例大大低于男性，而且越是在實權部門，女性能夠晉升到領導職位的幾率越低(許葉萍、石秀印，2009；李忠路，2011)。那么，我們要問，是什么因素導致了政治精英的晉升出現了性別差距；這要求我們對兩性政治精英的晉升做比較研究。
　　從性別視角對政治精英晉升之路進行性別比較研究，這對認識中國社會結構及其變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中國社會一直是個身份社會。首先，它是“官民身份”社會，官吏與一般平民形成了兩種明顯地位差異的群體，官員成為社會中控制社會資源的最主要群體。隋朝以來建立了科舉考試的制度，使官僚體系有了再產生、晉升的黨規渠道，外加恩蔭、舉薦、軍功以及捐官等其他渠道，是一整套的官僚體系。區分社會地位的主線在于政治權力，有了官位，功名利祿就都有了。這套官僚體系在官民身份上的等級很森嚴(李強，2008, 188－189)。“做官”便是各類精英的共同追求。而這些精英只能是男性精英。第二，由于社會主義革命，女性也獲得了從政的機會，能夠擁有“官”的身份，這打破了傳統社會的性別身份，意味著女性從父權制的約束中解放出來，從“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私人之閨閣走向了公共領域。但傳統文化依然在起作用，女性在社會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依然具有弱嵌入性，即女性嵌入社會關系的程度可能較弱(孟憲范，2004, 1－22)。只有當女性不僅進入職場，而且能夠在官僚體制中步入晉升的鏈條，擁有權力才能從根本意義上改變性別身份和性別權力關系。因此，研究有關影響女性政治精英之晉升的諸因素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國社會結構及變遷的性別政治。
　　二、文獻回顧和理論假設
　　從以往研究看，影響政治精英地位獲得的因素很多，它包括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社會資本或社會關系網絡的作用。本文加入了兩個性別視角來分析政治精英的晉升，一是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因素；另一個是組織的性別環境的因素。
　　1.先賦因素　傳統職業晉升的研究以布勞和鄧肯的地位獲得模型和斯威爾和豪瑟的拓展模型(Blau & Duncan, 1967; Sewell & Hauser, 1975)為基礎，在個人先賦因素和自致因素間尋找影響人們晉升的要素。研究認為，個人職業地位的獲得是個人教育水平提升等人力資本等自致性因素作用的結果；而非家庭出身等先賦性因素作用的結果。但我們認為，先賦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對政治精英的晉升來說并非是割裂的，有可能同時起作用。正如中國是個身份社會，那么家庭出身，即城鄉身份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都會作用于子代的晉升。在先賦性地位中，性別身份亦是重要的身份，女性晉升更可能受惠于家庭的正向作用。由此我們提出二個假設：
　　(1)政治精英的晉升受到先賦因素的影響。(2)女性政治精英的晉升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出身與教育程度。
　　2.自致因素或人力資本因素　人力資本因素對政治精英的晉升有重要影響。在已有的經驗研究中，人力資本多被操作化為受教育年數(學歷)、在職培訓和工作經驗。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普及，學歷的含金量會降低。有研究指出，學校級別對大學生職業地位獲得有顯著影響(李黎明、李衛東，2009：120)。因此，我們加入了“是否是重點大學”的變量，對高等教育的質量加以考察。從性別視角看，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工作權威上的性別差距主要是兩性擁有的人力資本差異造成的，女性的人力資本投入通常不如男性，所以她們在工作權威層的比例就會低于男性(Wolf & Fligstein, 1979)。但不同的觀點認為，即使在相同的人力資本條件下，女性工作權威的層級依然低于男性，人力資本因素只能解釋工作權威層級之性別差異的很小一部分(Huffman & Cohen, 2004)。關于人力資本與晉升的關系我們提出三個假設：
　　(1)人力資本因素對政治精英的晉升有重要影響。(2)相比于人力資本數量，人力資本質量對向更高層的晉升有重要作用，即越向更高層的晉升，對人力資本的質量就要求越高。(3)女性擁有比男性更多更好的人力資本是女性在相應行政等級階梯上順利晉升的必要條件。
　　3.社會資本理論與晉升　社會資本理論認為，人力資本理論分析的基本前提是理性行動者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上，以價格(工資)為指引進行選擇。但實際上并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經濟生活深深地嵌入(embedded)在社會網絡和社會關系中。社會資本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網絡之中并可以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來獲得或流動的資源(林南，2005: 28)，那些擁有更多更好社會網絡資源的個體，其社會資源的使用將提高其勞動力市場回報(Granovette, 1974; Lin, 1999)。有研究指出，我國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在個人地位獲得中有作用(邊燕杰，1999；邊燕杰、張文宏,2001)。有研究指出，社會資本對干部的地位獲得有顯著影響，但兩性存在差異。女干部擁有與男性相差不大的社會關系網絡，社會關系網絡對男性地位獲得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女干部的地位獲得則無顯著影響(周玉，2006)。我們認為，作為政治精英的社會資本對其晉升有重要作用。我們有兩個有關政治精英晉升與社會資本間關系的假設：
　　(1)政治精英的社會資本對其晉升有正面影響。(2)女性政治精英的社會資本對其晉升同樣具有正向影響。
　　4.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平衡　在生活世界中，每個人的生活都離不開工作和家庭。人們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關系，以既能夠承擔子女撫養、家人照顧和日常家務勞動的責任，又能夠盡職盡責的做好工作。如果人們不能很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關系，就會阻礙其晉升。家庭經濟學的觀念認為，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家庭成員要在考慮其他家庭成員的活動和收入狀況下決定自己的工作和家務時間的安排，這是家庭內部聯合決策的問題。決策的結果常常是男性更多的從事有報酬勞動，女性更多的做家務。貝克爾將這種性別分工歸因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異。家庭內部的分工導致了兩性在勞動力市場上工作經驗和精力差異，進而產生收入分化(Becker, 1991)。有研究指出，一個已婚、有6歲以下子女、家務勞動時間以及丈夫或家庭的收入對女性是否參與工作有顯著影響(England et al. 1988)。一種文化的觀點認為，傳統勞動性別分工要求女性更多地承擔家庭責任，并從文化上將家庭責任劃歸女性。社會對男性的評價是以事業為重，對女性的評價是以家庭為重；工作機構對女性的角色期望是工作(Centra and Gaubatz, 2000)，這導致了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傳統性別角色觀念認為，不同性別應該有不同分工，男性負責政治、經濟等公共領域的事務，而女性則負責家庭這一私人領域的事務。因此，公私領域的劃分阻礙了女性參與政治(Farida & Mona, 2010)。有研究指出，影響女性成為政治精英的主要原因是社會心理因素，它建立在兩種刻板印象上，一是性別與職業的刻板印象；二是有關精英的刻板印象(Oakley, 2000)。對我國的研究顯示，女性更多地承擔了子女撫養、家人照顧和日常家務勞動等責任，并形成“劣勢累積”，對女性擁有工作權威產生重要的負面影響(馬纓，2009；李忠路，2011)。據此，我們提出政治精英有關家庭與工作平衡與晉升之關系的兩個假設：
　　(1)政治精英的家庭責任越多越重，則越是不利于其晉升。(2)在性別觀念作用下，女性是否認同傳統的性別觀念會對其晉升產生影響，認同傳統觀念減少了女性政治精英晉升的機會。
　　5.組織的性別環境與晉升　在組織中，是否有女性作為領導會構成不同的組織之性別環境。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容易被聘用或晉升到已有較多女性的那些工作層級(Cohen et al. 1998)。我們將女性在領導層占有三分之一以上比例的組織環境稱為性別友好型組織環境，按照聯合國倡導的女性應在權力層至少占到三分之一規模的說法，意味著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女性作為一種利益群體，其相關利益能夠有一定的表達和受到關注。組織中性別歧視狀況是組織性別環境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也是以往量化研究中被忽略的因素。組織中的性別歧視是指在組織中可以被當事人感受到隱性的性別歧視。因此，我們以當事人感受到是否存在性別歧視為自變量，來考查組織的性別環境。由此，我們提出了有關政治精英晉升的組織性別環境的兩個假設。
　　(1)性別友好型組織環境有利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晉升。(2)性別歧視被政治精英感受到的越多，其組織環境越不利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晉升。
　　三、數據與研究方法
　　1.數據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資料來自于兩個調查。一是2010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女性高層次人才成長規律及發展對策研究》進行的“高層人才卷”，這一調查按定比抽取原則，在全國31個省市對上述三類人才進行調查，抽樣方案為：三類人才男女各按照1∶1∶1的比例抽取，每省抽126人，每部分為42人，其性別比為1∶1。調查于2011年6月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按此方法在全國得到了3626個樣本。二是在2010年12月進行的第三期中國社會婦女地位入戶調查中，按照隨機抽樣的原則，請符合人才條件的調查對象在填寫主問卷的同時填寫“高層人才附卷”，用這一方法得到高層人才樣本1020個，中層人才樣本2193個。兩種方法加總后，經過對職業和收入變量的嚴格檢測，篩除了不合格樣本713個，最終獲得具有中級及以上職稱、科級及以上行政級別、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特性的專業人員、行政人員和管理人員有效樣本6126人。
　　本文所研究的政治精英包括了在政府、黨委和群團部門、在國有事、企業單位擔任實職、具有副科級及以上行政級別的在職干部。樣本總數為1870人，其中女性為785人，占42％；男性為1085人，占58％。女性樣本的平均年齡為46.7歲，標準差7.4歲；男性的平均年齡為46.5歲，標準差為7.4歲，兩性年齡相當，基本無差異。女性樣本中，目前行政級別為科級的占17.0％，處級占56.8％，局級及以上占26.2％。男性樣本相應行政級別分別為：39.1％、42.3％和18.6％。兩性樣本的級別狀況有一定差異，女性高層次政治精英所占比例高于男性。這與樣本以配額方式獲得有關，雖然樣本并不太理想，無法做到全部隨機，但本文的追求是對分性別的影響兩性政治精英晉升的要素進行分析，其對結構性關系的闡釋應當具有解釋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因數據的局限性，本研究無法解釋現在處于科級以上位置的政治精英是如何進入其行政職業的，而是解釋什么樣的因素可能影響其職位晉升。
　　2.變量說明　先賦地位的測量使用父母教育程度和本人出生地。一般研究者多使用父親職業和教育來測量出身的作用。本文以父母文化程度來測量，其取值是父親或母親文化程度最高者，納入模型時區分為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中專/中技、大專及以上四個類別。
　　人力資本各要素的測量從四方面入手：一是工作前受教育程度，即第一學歷，指個人開始第一個工作之前接受教育的狀況，區分為三種類別：高中/中專/中技及以下、大學專科、本科及以上。二是在職教育年數，指開始工作后通過培訓或在職研讀而獲得的教育狀況，以年數測量。三是所接受教育的質量，指最高學歷是否是重點大學。四是工齡。
　　社會資本的測量。根據林南的觀點，地位獲得中的社會資本分為兩類，一是“攝取的社會資本”，即嵌入于社會網絡中、能為個體所獲取的社會資本，亦稱為社會網絡資源；二是動員的社會資本，即地位獲得過程中實際利用的社會資本，亦稱為社會關系資源(Lin，1999；林南，2003: 46-59)。本文以“需要時可以獲得的幫助”測量社會網絡資源和實際使用的社會資本，“需要時可以獲得的幫助”是一個由多個變量建構的量表。問卷中有一個問題詢問了“需要時下列人員能否幫你”，涉及的人員對象包括企業主、企業主管、廳局級及以上干部、處級干部、高級職稱專業技術人員。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23，量表的得分在模型分析中進行了標準化。女性政治精英的平均得分為0.55，男性為0.51，即女性略高于男性。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分兩部分測量。一是政治精英對性別角色分工的看法，根據被調查者對6項問題的回答構建量表，分別是“男人應該以社會為主，女人應該以家庭為主”、“掙錢養家主要是男人的事情”、“丈夫的發展比妻子的發展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幫助丈夫成就事業”、“事業成功的女人往往沒有女人味”、“男人比女人更勝任領導的角色”。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06，最高得分為30分，最低得分為6分，得分的高低反映了性別角色分工觀念由傳統到現代的變化。因為得分越高代表越傳統，因此它與精英晉升之間的關系是負向的，反之亦然。二是家務勞動。問卷詢問了被調查對象最近一年在做飯、洗碗、洗衣服/做衛生、日常家庭采購、照料孩子生活、輔導孩子功課、照料老人等七個方面承擔家務勞動的情況，其選項為“從不、很少、約一半、大部分、全部”，我們將其分別賦值為0、1、2、3、4分，七個項目的得分相加，最小值為0分，最大值為28分，分值越低，承擔家務勞動越少。女性家務勞動的平均得分為15.7，男性的平均得分為10.6。女性政治精英承擔的家務勞動要比男性多。　　

　　組織的性別環境狀況從兩個方面來測量。一是組織領導層的性別比例，分為三類情況：沒有女性領導、女性領導不足三分之一、女性領導超過三分之一。二是組織內的性別歧視，問卷中詢問了三個有關組織內性別歧視方面的問題，“同等條件下男性晉升比女性快”、“在技術要求高/有發展前途的崗位上男性比女性多”、“同職級女性比男性退休早”，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56，最低分數為0，最高分數為3，經標準化后，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男性的均值為0.33，女性的均值為0.34。兩者感受接近。
　　3.樣本基本情況和模型　本文分析變量的基本情況見表1。其采用因變量超過兩個類別的mlogistic模型。模型中的因變量為政治精英的行政級別，區分為三個類型：科級、處級、局級及以上。分析從科級到處級和從處級向局級的晉升中起作用的原因，分析結果見表2。　

　　四、研究發現和理論討論
　　通過對政治精英行政級別晉升之影響因素的分性別模型分析，本文認為以下發現值得深入討論。
　　1.政治精英晉升之影響因素的性別比較　首先，先賦因素對政治精英的晉升依然起作用，其作用方式有性別差異。(1)城鄉身份對男性精英的晉升起作用，但對女性晉升無顯著影響。有意思的是，出身為農村的男性，在從科級向處級的晉升中，獲得了更多的向上流動的可能性。這一結論與吳曉剛和Treiman利用1996年數據所揭示的情況類似，他們認為戶籍制度以及由此產生的高度選擇性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Wu & Treiman, 2004)。本文基本上認同他們的解釋，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村戶籍出身且已經進入到行政等級系列的男性政治精英，則農村戶籍可能有了突出優勢；以最高學歷是重點大學的比例看，行政級別科級者為35.8％，處級者為48.7％，局級及以上者為51.1％。城鎮戶籍出身者，上述三個行政級別者最高學歷是重點大學者的百分比分別為29.1％、43.9％和58.9％。(2)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其向上流動的作用顯示出再生產機制的作用。研究顯示，隨父母文化程度的提高，這一因素對政治精英晉升的作用也在增強，文化程度在大專以上的女性更多地受惠于父母的影響；隨著晉升層級的提高，家庭的作用更加明顯。女性的晉升更具有精英再生產的意義。
　　第二，人力資本對男女政治精英的晉升都有顯著影響，幾乎無性別差異；從程度上看，女性晉升受到人力資本的影響要大于男性。(1)第一學歷和最高學歷是否是重點大學對女性行政干部向更高行政級別地位的晉升有顯著作用。第一學歷是本科及以上者在更高行政級別地位的獲得上具有顯著的優勢。對于女性而言，相比于第一學歷是高中及以下者，其是處級而非科級的機率比為3.64；其是局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為5.898。對于男性而言，相比于第一學歷是高中及以下者，其是處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為2.551；其是局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為5.322。(2)最高學歷是重點大學的女性，其是處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是0.614；是局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是1.194。最高學歷是重點大學的男性，其是處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是0.499；是局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是0.706。(3)人力資本變量唯一的性別差異出現在從科級向處級的晉升中。工齡對女性在這一層級的晉升有明顯的正向作用，這意味著一些女性從科級向處級的晉升是“熬年頭”得來的。工齡每增加一年，其是處級而非科級的幾率增加27％。
　　第三，社會資本對兩性政治精英的晉升有同樣顯著的正向作用。對女性而言，需要時可以獲得的幫助每增加一個單位，其是處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為1.61；是局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為3.237。對于男性而言，需要時可以獲得的幫助每增加一個單位，其是處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為1.993；是局級而非科級的幾率比為3.202。社會資本尤其對于兩性更高地位如局級及以上地位晉升的影響更為顯著。
　　第四，政治精英在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的因素上有明顯的性別差異，這一因素對男性從科級向處級的晉升毫無關聯，但對女性的影響卻是顯著負面的。(1)從性別角色分工的觀念看，女性政治精英的性別角色分工觀念越是趨于傳統，其向更高層級的晉升可能性越低；而那些打破性別角色分工觀念的女性則有更好的向上晉升的機會。女性政治精英的性別角色觀念得分每增加一個單位，即趨向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得的分值每增加一個單位，其為處級而非科級的可能性降低5％；其為局級而非科級的可能性降低11％。男性政治精英的性別角色觀念亦對其處于局級位置的可能性有影響，其趨向傳統性別角色觀念得的分值每增加一個單位，其為局級而非科級的可能性降低8％。(2)家務勞動的承擔對女性的晉升有顯著的負向作用；對男性局級及以上政治精英們亦有負面影響，但對女性的負面影響要大于男性。女性家務勞動每增加一個單位，其是處級而非科級的幾率下降6.6％；是局級及以上而非科級的幾率下降20％。男性承擔家務的狀況對其向中級行政地位的晉升沒有顯著影響，但對其向局級及以上地位晉升有負向影響，家務勞動每增加1個單位，其是局級及以上而非科級的幾率下降10％。平衡工作和家庭間的關系是兩性行政干部在地位晉升時都要面對的問題，對女性更為明顯。
　　第五，組織的性別環境對于兩性政治精英晉升存在影響。(1)性別友好型的組織環境，即女性領導占1/3以上者，明顯地有利于女性政治精英的晉升，特別是對女性局級及以上者更為明顯。組織中女性領導比例大于30％跟沒有女性領導的相比，女性是處級而非科級的可能性增加2.9倍，是局級及以上而非科級的可能性增加116倍。改變組織的性別環境將有助于女性的職業發展。(2)在組織的性別環境中女性領導不足30％的狀況下，女性精英處于局級或以上的可能性增加。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發現，這可能意味著我們選拔女干部的公共政策在發揮作用，當組織中女性領導達不到30％的標準時，身為“女性”便獲得了更多的晉升機會，這種“性別點綴”或政策需求的作用對女性的晉升是正向作用的。(3)當事人感知的組織中存在的性別歧視的影響方式非常有意思，對女性來說，在局級而非科級的幾率因為其性別歧視下降74％。但這種狀況對男性向局級及以上地位的晉升沒有顯著影響。
　　2.兩性政治精英晉升之路的比較研究　從模型分析看，可以分辨出四種政治精英的晉升之路。
　　(1)影響女性處級政治精英晉升的因素。模型1展示的Y標準化數據發現，影響女性晉升處級的最為顯著的因素包括：自身受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父母受教育程度大專及以上、社會資本、組織環境中女性領導超過30％、重點大學畢業、工作后的繼續學習。有一定影響的因素是：性別角色觀念現代、家務勞動的承擔。這說明，女性處級政治精英的晉升重點受到其個人人力資本、父母社會經濟地位、社會資本和組織性別環境的影響；性別因素對其有影響，但處于相對次要的位置。
　　(2)女性局級及以上政治精英得以晉升的影響因素。模型2的Y標準化數據分析發現，影響女性局級及以上地位的政治精英的晉升最為顯著的前四位因素依次為：自身受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組織環境中女性領導超過30％、需要時可以獲得的幫助、父母受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而次要影響的因素有：最高學歷是重點大學、在職教育年數、組織中存在的性別歧視、家務勞動與性別角色觀念。這意味著一位高層女性政治精英的晉升不僅聚集了天時、地利和人和(先賦地位、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和組織環境)的優勢，還要具有平等的性別意識和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
　　(3)男性處級政治精英的晉升。模型3的Y標準化數據發現，影響男性處級政治精英的晉升最為顯著的因素包括：工作前受教育程度是本科及以上、需要時可以獲得的幫助、父母文化程度大專以上、女性領導超過30％、最高學歷是重點大學。次級影響因素有：戶籍出身、在職教育年數、個人感受到的性別歧視。這說明，社會對于男性政治精英的成長還是相當開放的，其晉升基本是沿著傳統的職業生涯之路。傳統的性別分工觀念和家庭責任對其地位的獲得皆無影響。
　　(4)男性局級及以上的政治精英的晉升。模型4的Y標準化數據發現，影響男性局級及以上的政治精英的晉升最為顯著的因素包括：自身受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需要時可以獲得的幫助、父母受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大專和本科及以上，有在職學習、社會資本、現代的性別觀念。組織環境中女性領導超過30％、次級的影響因素包括：農村出身、性別角色觀念與家務勞動。而組織的性別環境對其晉升皆無關系。這說明，在高層次男性政治精英的晉升中傳統的因素，如先賦性的、個人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起重要作用，但性別觀念和家務勞動因素也起到作用，這意味著高層次男性政治精英的成長也需要其具有平等的性別觀念。
　　總結上述四個模型發現，兩性政治精英晉升共同的具有顯著性影響因素有：在教育方面都投入了很高的人力資本和有人脈(社會資本)關系；差異性重點表現為在性別方面，女性政治精英地位的獲得會更多地受惠于組織性別環境、自身具有的性別平等觀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同時，男性高層次政治精英的晉升同樣需要具有平等的性別觀念和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
　　回到前述我們對中國社會結構具有的“身份社會”認識和理論關懷。帕金的“社會排斥”理論認為，各種社會集團都會通過一定的程序，將獲得某種資源和機會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備某種資格的小群體內部。(Parkin, 1979)對政治精英晉升的分析，我們嘗試做以下推測。第一，現當代，我國政治精英的晉升深受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作用，那些沒有接受大專以上教育和不具有社會資本的人將無法進入到政治精英的圈子中，由學歷和社會關系構成的社會壁壘已經形成。第二，男性政治精英的晉升具有了一定的開放度，那些擁有了大專以上教育、出身為農村戶籍、具有社會資本的男性有可能將其農村出身作為政治資本加以使用，獲得其政治位置。第三，女性政治精英的晉升受惠于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那些父母文化在小學以下的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精英之外。而女性要想成為政治精英，獲得晉升的可能不僅要擁有與男性相同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還要擁有平等的性別觀念、平衡工作和家庭關系的能力以及特有的組織性別環境。可以說，現當代中國依然具有身份社會的特點，男性通過提升人力資本和建構社會資本便能夠具有納入政治精英成長的路徑；而女性不僅要提升人力資本和建構社會資本，還要有賴于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個人的性別平等觀和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能力，才能夠在政治精英的晉升上有所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