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改革可能出現的風險

        改革開放為中國積累了豐厚的物質財富，也積累了復雜的社會矛盾，矛盾日趨尖銳就會轉化為社會危機，社會危機得不到有效處理，就會轉化為治理危機。防止社會危機轉化為治理危機，一方面需要治理者具備臨時的危機處理技藝，另一方面則需要依靠長期的政治發展謀略。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走出了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但近三十多年來，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背景下，這些國家在政治發展目標和模式上已經沒有多少選擇的空間，類似的政治變革幾乎席卷全球非西方國家，就是一個明證。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如此快速變革的國家取得優良治理績效的并不多見。
        中國的領導層經過多年改革的大風大浪，并不缺乏進行重大變革的勇氣，但在這么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進行政治改革，容不得出現重大失誤，一旦出現政治失敗局面，就會比那些小國更難以挽回。
        就非西方國家政治發展的經驗教訓來看，政治發展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有三：一是政黨衰敗的風險；二是國家分裂的風險；三是社會潰爛的風險。
        許多研究者沒有認識到西方與非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對于政黨的意義。西方現代政治發展總體上走了一條社會造國家，國家造政黨的道路，而非西方現代政治發展總體上則走了一條政黨造國家，國家造社會的道路。兩條道路上的政黨目標和功能具有根本性差別。西方在現代社會和國家結構中逐步產生出來的政黨功能有限，典型的如美國政黨只是履行著競選工具的功能，而非西方國家的政黨大多是在應對西方現代化的沖擊下，要承擔變革現有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功能。這就意味著后者需要承擔更重的治理責任，集中更多的治理權力，具備更強的治理能力。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后走了一段偏離現代化方向的道路，但政黨自律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改革開放后穩定地確立了現代化的方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國民也許只是看到那些腐敗的現象，但忽視了許許多多的干部在黨的目標和紀律的約束下，勇于拼搏、拼命苦干，在執政黨提供各種政治激勵下體會著人生的意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年來，政黨自律的老本啃得差不多了。如果不采取新辦法讓這個政黨渙發出新的生機，在以民主為指向的政治發展進程中，這個黨就面臨著可能快速衰敗的危險。
        對于一個大國，尤其是地區和民族矛盾比較復雜的大國來說，在政治發展過程中肯定會面臨國家分裂的危險。兩岸局勢緊張時，中國通過了一個《反分裂國家法》，本身就證明了這種危險的存在。國家認同研究中的主流觀點認為，以基本人權為基礎的公民政治認同是國家認同的根本基礎，而建立在所謂“特殊主義”基礎上的文化認同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然而，無論在理論邏輯還是在政治實踐中，公民政治認同難以解決為什么某一部分人一定要認同某一個國家的問題。民族國家的產生在歷史上是個偶然和武斷的結果，文化的凝聚力是維持這種結果的重要紐帶。中國在政治發展過程中不能簡單地呼應國家認同研究的所謂主流觀點，而要將中華文化復興與現代國家的整合緊密地結合起來；要讓各民族各地區不僅共享現代國家的那些權利，而且共享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要讓不同人群的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都能沐浴在中華文化的春風當中，和諧共處。
        在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最讓人揪心的莫過于社會潰爛，一些社會學者、文化學者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其主要表現就是人心趨壞，行為失范。更糟糕的是，在某種惡的社會秩序中，已經沒有人感覺可以按善的規則行事了。如果在不斷潰爛的社會環境中，現代民主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引入更多的選舉競爭和權力制約只會導致惡人相斗，無事可成。政治文化研究的一個比較可靠的結論是民主政治的良好運行必須以一定的民主文化為支撐，這種文化引導公民對他人釋放出合作的善意，并為公共利益承擔一定的責任。在社會潰爛的情況下，很難產生這樣的公民，因而也就很難出現優質的民主。要避免這種情況，一定要加強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要認識到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政治和社會價值，主要就是“仁義之道”，我們需要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打通“仁義之道”與“現代民主”的關系，將其運用到社會和政治建設當中。
        這些危險并不能成為阻礙政治發展的借口，各國的經驗教訓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寶貴財富，中國需要在政治發展中化解這些危險，同時發展出更加優質的民主，為人類未來的政治圖景添加豐富的中國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