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智庫發展經驗及其對我國打造高端新型智庫的啟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伴隨國家恢復重建、經濟重構、產業轉型升級、國際市場拓展、國際影響力提升等，日本智庫有了迅速發展，排名位居世界前列，為發展智庫產業積累了寶貴經驗。解析日本智庫發展的現狀及特點、經驗歸納，無疑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智庫產業，更好地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智庫來源于英文“Think Tank”一詞，首次出現在1967年6月《紐約時報》刊載的一組介紹蘭德公司等機構的文章中。就其定義，“智庫”(Think Tank)是指由多學科的專家組成的，為決策者處理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問題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政策、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機構，或是指由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專家組成的、高度組織化的研究機構，其主要職能是:根據政府機構或企業的委托，進行現狀分析、未來預測和技術研發等，并提供與政府決策和經營戰略有關的政策和信息。在一些國家，“智庫”也包括許多從事以技術咨詢為業的專門機構，以及早年從事技術研究而后轉為咨詢的“旋轉門”專業人才。但在很大程度上，智庫通常是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人員組成的專門從事研究咨詢的群體。他們把人及社會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多學科的手段和方法來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提出解決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思路和對策建議，為政府在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領域的決策提供理論、策略、方法支持。
　　眾所周知，日本自然資源匱乏，國內市場狹小。然而，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具經濟實力的國家之一，除了把握歷史發展機遇之外，智庫的作用功不可沒，其發展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一、日本智庫的發展歷程、主要類型及特點
　　(一)日本智庫的成長歷程
　　日本智庫的發展興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目前日本擁有103家有實力和影響力的智庫，活躍在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12年全球智庫研究報告與政策建議》顯示，日本目前擁有大型智庫108家，在世界智庫100強中擁有2家，即排名第14位的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JIIA)和排名第24位的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ADB)，另外，亞洲論壇、日本防衛研究所、日本政策研究學會等也頗具實力，其整體實力不言而喻。就其分布來看，日本智庫主要集中在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其中54%的智庫、79%的智庫人員和86%的智庫收入都集中在東京。就發展的階段而言，綜合研判學者以往成果和分析，本文將日本智庫發展分為萌芽起步、智庫升溫、穩中求精三個階段。　　
　　日本智庫的萌芽階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當時急需重建戰略和方案。為順應國家發展需要，九州經濟調查協會、政治經濟研究所、PHP(Peaceand HappinessthroughProsperity)研究所等智庫研究機構相繼成立，其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恢復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重構上。進入20世紀60年代末，經濟持續增長，日本一躍發展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期間，智庫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自身也得到迅猛發展，日本進入智庫熱的升溫階段。20世紀70年代后，隨著世界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尤其是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日本經濟結束了長達十幾年的高速增長。伴隨世界經濟和國內環境的急劇變化，日本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乃至企業，急需探求新的發展戰略。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已經有了良好發展的智庫業悄然興起了“智庫熱”，短短10年里就陸續誕生了100多家智庫。這些智庫在著力研究日本國內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同時，積極拓展國際業務，大大促進了日本經濟“向外看”的戰略。期間最著名的智庫是1965年和1970年成立的野村綜合研究所和三菱綜合研究所。進入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1997年以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日本經濟的低迷，支撐日本高速增長的政治、經濟、教育等陷入“制度疲勞”，一向社會資本雄厚、發展迅速的日本智庫業也遭遇很大沖擊。更有甚者，許多智庫因資金鏈條斷裂而被迫關門，智庫總數較20世紀80年代減少了20%，呈現出穩中求精的發展特點，一些有背景的新智庫機構紛紛問世，其中，1997年成立的東京財團和21世紀政策研究所最引人矚目，前者由日本財團鼎力相助，它匯聚了一批國內頂級的學者，經濟和智力實力雄厚，在日本內政、外交方面有較高的發聲力和話語權;后者隸屬于經團聯，經費充裕，其在國際國內事務中的影響力很高。從此，日本智庫進入穩中求精階段。
　　(二)日本智庫的主要類型
　　在日本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很多新思想、新觀念、新表述、新思路等都源自于智庫的理論探討與實證分析，政策的制定也凝聚著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智慧。同時，政黨、利益集團、專家學者，以及各種社會團體、特殊群體代言人或組織的政治訴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著智庫建言獻策的價值取向。由此，“學—官—產”不同類型的智庫及其功能定位成為日本智庫的一大特點。　　
　　1.政府主導型或政府支持型的智庫
　　這類智庫實際上是一種綜合性管理和開發的準政府機構，公益性比較強，其主要職能是為社會公共事業的開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服務，一般不具獨立性。它們主要依法承擔由各級政府委托的研究項目，重點著眼于基礎信息資源建設和信息事業的協調，其活動范圍、業務領域和服務網絡覆蓋日本各個地區、各個行業。例如由負責日本經濟運行的通產省所管轄的“亞洲經濟研究所”，主要以探討經濟發展趨勢、制定經濟政策為主;負責社會福利的勞動厚生省所管轄的“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主要研究社會保障及人口政策問題。又如“經濟產業研究所(簡稱RIETI)”，其前身為日本中央“部委”直屬的官辦研究機構，2001年4月，由政府統管改為獨立運作，即“非公務員型獨立行政法人”。盡管在形式上有較大改變，但其為政府服務的宗旨沒有改變，主要基于日本中長期發展戰略，開展國際經濟調查分析、政策研究，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等。這類智庫還有創建于1960年的亞洲經濟研究所，是目前日本研究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最大的研究所和資料情報中心。其主要職責包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行基于地方經驗和實證經驗的基礎研究和綜合研究工作;作為發展中國家研究交流基地，積極開展與日本國內外的合作研究;收集和整理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相關的出版物、期刊、地圖、法律和統計數據，并基于這些資料提供大量基礎信息;對外推廣研究工作的成果;開辦“亞洲經濟研究所發展學院(IDEAS)”，培養從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開發工作的人才。
　　2.企業財團附設型的智庫
　　企業財團附設的智庫在日本智庫機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們以大型的企業財團為后盾，規模龐大，實力雄厚，多為智庫業的巨頭。這是因為，一方面，日本大企業創辦智庫成為一種“理所當然”，所以數量較其他類型智庫多;另一方面，這類智庫在滿足企業自身業務需要的同時，也通過向社會提供咨詢以擴大影響，作用于提高企業形象，拓展市場范圍和業務領域。此類智庫運營機制與企業相似，多為營利性，一般有特定服務群體，從客戶利益出發提供針對性很強的咨詢服務。在此類智庫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野村綜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NRI)，是日本實力最強的企業集團附設智庫研究機構之一。該機構自成立以來，除立足日本國內業務外，還在世界主要經濟中心或全球城市設有若干家分支機構，專門研究海外市場，向國內提供國際化服務，以擴大企業的全球份額，提升核心競爭力。
　　3.獨立民間法人社團型智庫
　　日本獨立的民間法人智庫數量多，實力強、影響力高。這類智庫包括由個人獨立開設的咨詢公司和具有法人資格的各類社會團體，以及企業創辦的或從中分離出來的咨詢公司等。他們的研究經費大多來源于承擔政府項目研究經費、大企業贊助、對外咨詢業務收入等。這類智庫操作靈活，通常以國內外社會熱點問題為導向開展研究，推出成果快，在國際學術交往方面也很活躍。其業務研究范圍主要涉及行業內或相關專業領域，向服務對象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咨詢服務。例如，1946年由松下幸之助創立的民間綜合性智庫綜合研究所(Peace and Happiness through Prosperity，PHP)，出版有《PHP》與《Voice》兩本雜志和《PHP文庫》，主要業務領域不僅從事政治政策、經濟政策研究等，還關注其研究成果最終得到應用等;又如大阪的木村經營研究所，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全方位的經營咨詢服務，同時也為外資企業和地方政府提供相關的政策建議;還有前文所提到的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在《綜合研究開發機構法》廢止后，已轉為完全獨立的“民營”研究機構。
　　4.著名高校自設型的智庫
　　日本高等教育十分發達，擁有國立大學87所，公立大學89所，私立大學580所，總計有756所。龐大的大學群體為日本智庫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也是日本開展學術研究和為社會提供服務的主力軍。客觀上講，盡管日本大學林立，但世界著名的大學并不多，而著名大學也成為了智庫的集中地。如東京大學政治和經濟學科就很強，京都大學強項主要在理工領域。這些大學開辦的智庫除人才培養外，主要借助從事政府委托項目研究、興辦專業性期刊，出版有影響力的學術著作、資深專家參與政府咨詢決策等途徑，向社會提供服務。另外，日本高等院校附屬研究所、研究機構以及不屬于特定大學的獨立的綜合研究部門，如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院、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防偽研究所、“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等，一般與利益群體的關系不太密切，目的旨在更加公正
　　地為服務對象提供政策建議。大學智庫由于有著深厚的學科基礎，其政策研究的理論性和學術價值比較高，對國家政策制定所產生的理論影響力有別于其他智庫，更加受到國家重視。同時，日本中央政府和政府部門組成的各類決策咨詢委員會，都會邀請這些著名大學的教授或所屬智庫機構的研究人員擔任專家委員，為政府提供點對點、面對面的社會服務。
　　(三)日本智庫的特點
　　盡管日本智庫起步較晚，但發展很快，這是與日本政府積極扶植和引導分不開的。政府為加強對智庫建設，一是建立了專門管理機構，出臺傾斜政策，大力扶植智庫型咨詢業;二是加強相應的法規建設，保證智庫建設健康有序發展;三是智庫類型多元，多以市場化手段運作，方式靈活;四是從業人員隊伍龐大，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工作者既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更加重視以問題為導向的國家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再從發展規模和成果來看，日本智庫的特點也十分突出。
　　1.綜合性強，國際化程度高
　　智庫的綜合化、國際化特點主要反映在日本一些大財團設立的綜合研究機構上。一是機構設置龐大，涉及領域廣泛。如野村綜合研究所有3個部，21個研究部和調查部，分設40多個研究室;三菱綜合研究所設有經濟、社會、科技、情報4個研究部門。二是人員結構上注重文理結合，多學科交叉，形成綜合優勢。如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專業人員中，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人員大體上各占一半;三菱綜合研究所則在科學技術方面擁有很強的研究實力，其自然科學人員占有較大的比重。三是研究人員流動快，人才成長迅速，智庫機構多以三四十歲的研究人員為主。四是涉及空間廣，智庫盡管有其重點，但研究范圍幾乎涉及全球與日本國家戰略有關的各個國家和地區。野村、三費、大和等綜合研究所不僅都設有國際部，而且還在美、歐、亞洲的一些大城市設有事務所，情報信息網遍布全世界。比如大和綜合研究所就在世界5大洲擁有34個情報站，其中在我國北京、上海、香港都設有站點，信息來源快，應急對策及時。
　　2.立足重大現實問題研究
　　日本智庫研究既立足于現實，更加注重未來發展趨勢，“探討未來、預測未來、設計未來”
　　是智庫的主要調研任務及其主要特點之一。如“國民經濟研究協會”等智庫主要著眼日本未來經濟、產業前景的預測，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決策參考。再如綜合研究開發機構，曾聘用500多名專家學者分多個專題對21世紀進行綜合性分析和研究，推出許多有重要影響的成果，多為對日本未來所處的國際環境、日本產業會遇到的問題、21世紀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藍圖指向，以及總體戰略制定等，深受政府的重視，許多已經轉化成政策文本和國家法律。
　　盡管日本智庫研究涉及的領域廣泛，但研究重點仍以經濟、政治為主。如日本權威性智庫之一的“日本經濟研究中心(JERC)”，20世紀60年代成立初就清晰定位要為日本政府提供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和政策建議，幫助政府大力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爭取在經濟、財政、金融、產業領域中的大國地位。又如1994年，在被政府采納的4103件智庫產品中，國土開發利用1009件，占24.6%，居第1位;經濟635件，占15.5%，居第2位;產業493件，占12.0%，居第3位。由此不難看出，整個智庫關注國家重大戰略、經濟發展問題的成果占絕大多數。
　　3.隊伍龐大，專業化程度高
　　無論是哪一類智庫機構，今天的日本智庫從業人員日漸龐大，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例如由野村證券出資創辦的野村綜合研究所，誕生于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國際金融地位日漸提升的背景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野村綜合研究所已成為智庫業中的佼佼者，截止2012年，該機構擁有職工5739人，銷售額高達3355億日元。30年來，野村綜合研究所向社會提供專業化研究成果12000多件，如1994年所提《關于高齡者雇傭實際調查》，1995年的《首都機能轉移和資源再配置調查》等調研成果，為政府出臺政策解決日本經濟社會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進入21世紀后，日本經濟結構加速改革，為了能向更多客戶提供準確而有價值的信息，野村綜合研究所充分利用擁有的全球網絡和各種可利用經營資源，快速捕捉世界尤其是亞洲的經濟發展趨勢及尖端技術信息，通過綜合分析，向政府和社會提供高效服務，不僅在日本國內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而且還提升了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二、日本智庫在服務國家經濟決策中的主要做法
　　日本智庫的誕生和發展旨在為政府實施經濟改革，制定任務規劃，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戰后日本經濟之所以迅速騰飛，不僅有賴于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和強大支柱產業的牽引，也有智庫的整體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質量成果為國家經濟決策提供的重要支撐。從服務的形式來看，日本的智庫并不直接參與經濟決策，政府主導型智庫、企業主導型智庫、高校主導型智庫一般都是通過學術研究、項目方案制定、政策建議和研究報告等形式服務于政府機構和企業財團等。
　　(一)緊盯經濟發展前沿，及時調整研究重心
　　如前所述，經濟發展問題是日本智庫關注的重要領域。為了關注現實，瞄準前沿，日本智庫十分重視根據市場所需、行業需求調整研究方向。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經濟經發展中的產業重建、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是國家急需解決的重大課題，為此，日本智庫及時調整研究重心，把國土資源開發利用、經濟社會發展、產業培育與轉型等作為重大研究領域，組織力量，集中開展
　　系統專題研究，為政府決策提供對策，確保國家經濟發展健康有序。進入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后，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浪潮以及經濟的低迷，日本智庫則把研究重點調整到產業升級帶來的金融問題、資源環境問題、能源安全問題，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咨政報告，受到政府高度重視。
　　如20世紀90年代后，野村綜合研究所根據國內外金融和經濟大環境的變化，調整研究和經營重點，從一般的調查研究到創造知識，從使用傳統研究手法到引進現代化研究手段與技術，對研究內容和范圍、企業組織與管理都做了諸多調整。又如經濟產業研究所(RIETI)一直關注日本及世界經濟發展，尤其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東亞作為“世界制造基地”不斷發展壯大，該所提出，日本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加速實現從“世界制造基地”蛻變為“世界創造基地”的轉變。為幫助政府實現這一目標，經濟產業研究所還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許多被政府采納，轉化為政策法規。目前，該所正在開展有關日美歐發明者的調查研究、日本外包業的研究、提高日美歐服務業生產率研究等，這些都與日本未來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除此之外，該智庫機構還經常舉辦各種國際性的專題研討會，積極拓展與其他國家智庫機構的交流與合作，不斷吸收新觀點，拓寬合作領域，學習更具適用性的研究方法。
　　(二)積極借助國外平臺，對外傳播日本管理文化
　　日本智庫在做好國內咨政服務的同時，借助國外智力和平臺，積極向外傳播日本管理文化，以提升日本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比重和競爭力。例如，隸屬于日本經濟產業省技術協力課的非營利性經濟援助機構“日本海外貿易開發協會(JODC)”，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業務是面向發展中國家派遣工業(機械、電子、化工、金屬制品、造紙、環保)及服務業領域的專家，以幫助
　　發展中國家提高產業技術水平。這種看似援助的項目，就是源自于智庫機構的建議，旨在提升日本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又如成立于1964年的日本海外咨詢企業協會，由49家從事海外咨詢工作的單位組成，另有51家金融、鋼鐵、機械、電機等企業作為協會贊助會員。該協會咨詢業務領域涉及廣泛，并與聯合國工業開發署、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有密切的聯系，隨時為委托咨詢項目的有關國家的建設單位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如此，日本海外咨詢企業協會其實就扮演了向海外傳播先進管理文化的智庫機構。
　　日本智庫不僅注重在具體的技術和項目等“硬產業”的海外傳播，而且還瞄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軟實力”的競爭，關注文化產業的輸出。例如日本文化領域的惟一智庫———文化開發研究所(CDI)，1977年所做的“對日本21世紀文化狀況的展望”研究，首次提出了“文化立國”即“輸出文化”的對策建議，對日本政府實施海外文化戰略起到了很好的導向作用。如今，日本在文化產業領域的創意產品享譽世界，其中動漫產業和先進的游戲產業更是獨霸天下。美國政治分析學者道格拉斯·麥克格雷(Douglas McGray)將日本漫畫產業、游戲產業在海外廣泛的傳播稱作“日本國民總魅力”(Japan’s Gross National Cool，GNC)。僅此一項政策建議就大大提升了日本文化軟實力的海外影響力。
　　(三)重視智庫服務主體，貢獻具體方案
　　日本的各類咨詢智庫機構，在接受政府或財團委托項目的同時，還積極開拓市場，招攬承接企業所需的各種咨詢研究課題，幫助企業社團提升技術水平，增強產品開發能力，擴大市場份額，提升產品競爭力。即使政府主導型智庫和企業主導型智庫本身也把為企業制定發展戰略，謀劃具體方案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為了幫助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獲得及時可靠的信息，政府主導型智庫特別重視幫助企業實施信息化建設，政府也對企業的信息化給予多種政策扶植，使得智庫和企業有著廣泛的政策和經費保障。例如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既是管理機構，又是政府咨詢機構，從其履行的職能來看，始終關注企業發展，及時為外國企業對日投資提供信息援助，幫助日本企業擴大出口，收集分析海外經濟貿易投資信息并定期向企業發布，提供貿易洽談咨詢服務，為日本企業開展海外業務提供支持。亞洲經濟研究所(IDE)則圍繞影響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治、社會問題開展基礎和綜合研究。該研究所成立以來，已對包括亞洲、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東歐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開展了大量實地調查和實證研究，為日本對外經濟貿易政策制定提供了強大的數據分析和理論支撐。
　　長期以來，政府主導型智庫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一是做好政府服務，尋求多方支持。如半官方的日本中小企業公司(JASMEC/SMRY)、日本商工會(JCCI)、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海外技術者研修協會(AOTS)、日本交流協會(IRJ)、日本海外貿易開發協會(JODC)等咨詢機構，充分利用其海內外的網絡為中小企業海外投資和貿易提供信息、培訓及市場中介等方面的支持，在服務中也贏得了自身發展。二是注重智力的整合。如2009年7月由政府和16家企業出資成立智庫機構“產業革新機構”基金，旨在充分發揮政府、企業和協會組織合力經營資源的作用，強化國際競爭力，創造出可以主導未來國家富強重任的支柱產業。三是幫助制定拓展海外市場戰略，確定重點支持領域。如日本政府制定的“拓展基礎設施相關產業海外市場綜合戰略”，確定了包括水處理、發電、交通以及新能源汽車和宇航產業等分領域戰略路線圖，都得到了政府智庫強有力的支撐和智力援助。
　　另外，日本各類智庫還十分重視向企業提供發展的具體實施方案。盡管日本企業的信息化程度很高，但“信息孤島”現象存在。為了實施信息共享，縮短產品開發時間，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一些智庫幫助企業制定出信息化解決方案，把不同見解、不同管理方式的公司整合起來實施驅動發展，大大提高了企業經濟效益，大大提升了日本企業和產品的海外競爭力。而一些企業智庫則把研究重點放在分析市場需求狀況，全面收集社情民意，制定應對競爭對手的策略、網羅各種人才、定位產品研發走向等方面。不同智庫優勢互補，相得益彰，為企業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撐。
　　(四)發揮高校智庫優勢，服務政府重大決策
　　高等學校是智庫中的重要力量，其學科集中，人才濟濟，研究實力雄厚，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它們以各種形式積極服務日本政府重大決策。如早稻田大學亞太研究院是專門研究亞太地區問題的全球最大規模的獨立研究機構。該機構由專職教師領銜的研究小組有14個，分別主持不同研究課題，如國際開發合作研究小組主持的“國際開發合作與全球可持續發展”;日本與亞洲關系研究小組主持的“亞太地區的國際環境”、“日本與周邊國家關系”;比較教育研究小組主持的“亞太地區的學習:變遷與同一性的形成”;東亞地區研究小組主持的“東亞區域一體化:國際利益與民族主義”，等等，這些都是日本政府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直接攸關日本的國家利益。他們的研究通過報告、簡報、建議、提案等直接送到政府高層和國會，作為決策和立法的重要參考。同時，政府和國會還經常邀請課題組成員直接前去咨詢、作報告，回答議員們的提問，直接參與政策文本和法律條款的制定。
　　為了更好地服務政府重大決策，智庫機構研究十分重視成果的前瞻性。為此，在研究理念上，東京大學就強調要緊隨世界前沿，緊扣政府需要，開展多樣性研究，注意把研究的體系化與學術的繼承性相結合，積極開展各種萌芽階段的深入研究和開拓性研究。尤其是作為綜合性大學，東京大學一是充分利用自身學科的交叉和融合優勢，不斷開拓新的領域。二是特別強調要加強與校外等社會力量的協同，積極實施跨越國界的合作，用最新的理論成果和應用對策構建為政府重大決策提供切實可行的智力支持。
　　三、日本智庫產業發展的經驗及啟示
　　(一)重視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智庫建設
　　戰后的日本政府從戰略的高度特別重視智庫的建設和發展，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和企業財團，通過立法和財力支持，實現智庫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具體措施主要體現在:一是注重整體布局，支持智庫健康有序發展。經費支持上，日本智庫一般都能從政府獲得一定的經費支持，政府每年用于智庫的經費約占日本科研經費的1%。二是為智庫發展夯實法律法規基礎。早在20世紀50年代，日本就先后制定了《企業合理化促進法》、《中小企業診斷實施綱要》和《中小企業指導法》，為智庫有序、協調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三是搭建智庫服務平臺。為使智庫服務經濟發展，政府尤為重視“咨詢意識超前發展”，讓企業本身與智庫建立緊密聯系，并把企業智庫業列入政府管理范圍。政府還創造條件，發揮民間智庫和高校智庫在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使他們憑借學科智力資源優勢在貢獻更多的政策建議中獲得發展資金，以確保研究的可持續性。
　　相比于日本，我國的智庫從業人員總量不少，從中央到地方機構也很多，但存在不少問題，一是缺乏整體性布局，綜合性不夠，經費、智力比較分散，很難形成合力，尤其是在認識層面和支持力度上還很有差距。有報告顯示，盡管我國用于政策研究的項目經費逐年增加，但相比于日本，投入總量嚴重不足，很多美其名曰的智庫咨詢機構只能勉強維持，很難有所作為。二是在政策咨詢、監督等方面還沒有完全制度化，缺乏法律法規的制度保障，渠道不暢通，很多研究成果不能便捷地進入決策層。三是問題意識不強。調查表明，政府主導型的智庫主要忙于草擬領導講話、報告等日常工作，少有瞄準前沿開展對策性研究;中央、省市區一級智庫型研究機構，包括社會科學院和一些政府部門所屬的研究院所，機構健全，但絕大部分時間或是很大一批研究人員在從事上級交辦的臨時性任務，深度的、前瞻性的研究不足，許多成果停留在解釋性、詮釋性研究。因此，只有從思想上高度重視，強化法規建設，不斷完善智庫的治理機構，理順關系，整合實力，規范制度，健全評價標準和機制，實行相對獨立的專業化運作，我國的智庫發展才能步入一個新的起點。
　　(二)著重建設高端智庫人才隊伍
　　人既是知識的載體，更是知識的主體，智庫的核心是研究，所以，人是智庫生存和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日本智庫人才隊伍建設有著很好的經驗:一是人才選拔機制。日本在發展智庫業中，緊緊把握住人才觀，通過資格考試選拔高素質的智庫人才，對人員的考察主要側重分析判斷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動手能力、合作能力、創造能力和專業轉變能力等。此外，還十分注意智庫人員的知識、年齡、層次結構的合理調配。二是注重智庫跨學科、跨行業、跨區域的資源整合，既看重名牌大學畢業的碩士、博士研究生、高等學校的知名專家和學者，又重視吸納實踐性和動手能力強的企業精英和“旋轉門”式的卸任政府官員等充實到智庫隊伍中來，以打造起高端智庫團隊。三是優化科學的智庫人才培養機制。日本智庫人才培養不拘一格，無論年齡大小，只要能為國家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的建議，都要大膽啟用，如日本野村的研究人員平均年齡只有32歲左右，正是憑著他們豐富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在服務國家服務社會中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四是注重智庫人才培養方式。智庫是一項挑戰性很強的工作，知識更新尤為重要。為此，除重視夯實研究人員的理論功底外，日本智庫也特別重視實踐經驗，鼓勵年輕的智庫研究人員定期深入到政府機關、基層社區、工礦企業考察，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更好地從事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另外，日本智庫還通過高薪聘請國外專家、定期舉辦學術會議、邀請國外學科精英參觀、講學、作短期學術交流;建立海外研究機構，網羅人才，引進技術，充實智庫力量，提升國際化程度，如野村綜合研究所和斯坦福研究所就有常態化的人員交流和合作研究。
　　我國擁有40多萬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才，客觀上講，這支隊伍都可以被視為智庫工作者，但從現實來看，專門從事國家戰略頂層設計和研究的人員少之又少。除智力資源分散外，整體素質還很不能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因此，要建設好我國高端新型人才隊伍，一是從制度上安排一些有培養潛質的中青年學者到基層單位、政府部門掛職鍛煉，將管理工作與研究工作有機結合，不斷強化問題意識，提高研判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二是鼓勵和支持更多名家名流到世界著名大學、科研院所、智庫機構開展合作研究，傳播中國理念，展現學術觀點，穩步提升中國國際話語引領力。三是實施有目的、有計劃、靈活的海外學術訪問、學術交流、學術休假資助計劃，增強中國學術主流價值滲透力。四是積極參與和主辦有重要影響的國際學術會議，提升智庫研究人員的溝通能力和交流水平。
　　(三)加快智庫產品轉化速度
　　智庫的最終目標在于通過成果轉化直接服務政府的重大決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提升國家的核心競爭力和軟硬實力。日本智庫研究成果轉化率較高，這是因為:其一，其研究的課題大多來自于政府和企業的指向性課題，是政府和企業急需解決的難題，研究的針對性很強，很容易接“地氣”，轉化起來比較容易;其二，即使智庫機構自身選定的課題，由于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和前瞻性，商業價值高，成果常常作為特殊“商品”出售給政府或是企業;其三，轉化機制健全，平臺網絡齊備，評價體系和評價機制完善，如日本學術審議會從學術研究的特點出發，于2000年9月提出了《關于學術研究中的評價問題》建議書，就“評價的角度”、“評價者”、“整備評價支援體制”和“向社會公布評價結果”進行了明確規定，起到了很好的導向作用;其四，重視成果的宣傳和推廣。日本智庫通常通過出版發行期刊、舉辦報告會、參加交流、上電視進廣播、以及網絡等，向社會廣泛推廣，實現智庫與社會的有效對接。
　　盡管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轉化已經有了良好的起步，但真正轉化為政策文本和資政建議的成果還不多。這種狀況的產生既有制度上的安排問題，也有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自身的原因。要使我國好的智庫產品及時轉化為國家急需的對策建議，除借鑒日本的一些經驗外，我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積極支持智庫研究機構與地方政府合作組建咨詢研究院所，協同致力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鼓勵專家學者通過社會調查、決策咨詢、立法調研、輿情研究、未來預測、提交人大提案和政協議案等形式，直接參與政府科學決策。二是著力辦好一兩份有影響的連續性資政內部刊物與政策簡報，及時向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交點對點的對策建議、社會動態分析，充分發揮“智囊團”、“人才庫”和“思想庫”的作用，實現人文社會科學內部不同學科專業與社會融合發展、合作攻關，把最新研究成果轉化為國家和地方制定新措施，拿出新辦法的政策文本和問題解決方案。三是鼓勵知名學者充分運用人民群眾易于接受的方式、有效載體和生動鮮活的語言，深入詮釋和宣傳社會和諧、民族和諧、城鄉和諧、階層和諧、人際和諧的價值和內涵，主動回應大眾關切、百姓問題，幫助廣大人民群眾堅定理想信念，增強社會責任意識，凝聚促進改革建設力量，展現智庫產品的理論魅力，引領時代風尚。四是以學術集成和商業模式創新為載體，聯手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合作研究文化產業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積極探索加快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加快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加強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引導的有效途徑，推動文化事業全面繁榮、文化產業快速發展。
　　(四)開拓智庫服務市場
　　智庫服務作用能否高效率的發揮，必須依賴于市場需求。綜上，日本智庫的市場意識強，市場化程度高，一是日本智庫始終把政府作為其重要的服務對象，常為政府所想，對擬定的研究項目和課題注意保持與政府工作的協調性和一致性。二是日本政府也充分利用“外腦”，注意把那些社會性、群眾性、服務性的工作轉給相關的智庫機構去做，政府決策咨詢真正做到社會化、產業化。三是智庫機構始終盯住市場需要，通過提供有針對性的社會服務，凝練新方向，增強自我發展和市場競爭能力，不斷提高咨詢水平和科學性，積極拓寬業務范圍，積極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四是通過提供高效優質的社會服務，不斷提高智庫機構的美譽度和影響力，善于把主體走出去求市場轉化為客戶上門求服務。
　　當前我國正處經濟社會轉型之中，市場經濟領域的一些治理還在摸索之中。由于智庫服務領域和對象的特殊性，以及體制創新上的缺陷，我國的智庫市場還沒有真正形成，多為被動、指令性和委托性服務，有重要影響的成果不多。要扭轉這個局面，其一，要依法制定智庫產品的評價體系，建立市場交易運行規則，真正實現智庫產品的商品化。其二，要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幫助從業人員樹立問題意識、質量意識和品質意識，從思想和理論高度充分認識做項目實際上是在從事一種“特殊”商品的生產，質量是智庫機構的生命線。其三，改革社會服務水平作用于學科建設、人才培養、項目經費投入等評價方法，既要重視成果的學術價值，也要注重成果的轉化、采用和普及的市場價值。其四，建立由成果出讓方、服務對象、中介機構、專家團體組成的社會服務水平聯合評價機制，完善社會服務水平評價結果公示制度。
　　(五)推進與國際智庫的交流和合作
　　日本特別重視智庫的國際化程度和水平。為此，一些比較大的智庫一般都設有負責國際事務的“國際交流部”，如NIRA，專門為日本學者與外國學者交流合作提供途徑和場所。二是日本智庫機構經常利用舉辦國際性討論會等形式加強對外交流，幫助提升研究人員的國際視野，吸納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三是日本從政府到智庫尤其重視對年輕智庫人員的培養，鼓勵年輕學者大膽地“走出去”，主動開展國家合作，提升日本的國際話語權。日本學術審議會還認為，將年輕的研究人員派到國外從事研究和聘請國外年輕研究人員到本國從事研究，是提高本國研究人員水平的重要手段。
　　客觀上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走出去”的人不少，但由于問題意識和服務意識不強，大多僅限于專業充電和資料文獻收集，很少把學習研究與拓展結合起來。近幾年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在“走出去”方面已經有了戰略考量，但與日本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因此，要提升我國智庫的國際化水平，就必須抓好:第一，不斷完善人文社會科學“走出去”的工作體系，進一步擴大開放合作，鼓勵和支持更多名家名流到世界著名大學、科研院所、智庫機構開展合作研究，傳播中國理念，展現學術觀點，穩步提升中國國際話語引領力。第二，實施有目的、有計劃、靈活的海外學術訪問、學術交流、學術休假等短期資助計劃，增強中國學術主流價值滲透力。第三，積極參與和主辦有重要影響的國際學術會議，辦好權威智庫外文網站，每年組織翻譯推出一批能夠反映中國基本國情和內外政策的精品圖書，多輸出有影響力的電子產品和網絡數據庫等，加大學術研究論文在海外權威期刊上的刊發比例，推動國際社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認識和了解，全面提高解疑釋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