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反周期政策經驗

    自2008年以來，美國經濟經歷了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為緩慢、乏力的復蘇，被稱為“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至今美國經濟尚未出現一般危機之后復蘇期會出現的6%、7%的增長反彈。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美國經濟要到2016年增長率才能達到3%。盡管就業率有所上升，勞動參與率持續下降。
    反觀中國，近期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根據世界銀行4月29日發布的國際比較計劃（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以下簡稱ICP）報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將在今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由于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具有經濟發展的后發優勢，中國經濟應該可以在其后繼續保持中高速的增長（參見林毅夫刊于FT中文網《中國經濟的后發優勢》一文）。隨著中國繼續拉大和美國經濟規模的差距，世界經濟中心向中國的轉移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
    對于美國情況，著名經濟學家們絞盡腦汁，近期美國前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在《波斯頓環球報》上著文倡議，“賦閑勞工＋低利率＝重建基礎設施的好時機。他以紐約肯尼迪機場為例，指出“沒人為這個機場感到驕傲”，美國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更抱怨“拉瓜迪亞機場就像位于第三世界”。薩默斯教授反問，“現在不重建，更待何時？”
    其實薩默斯教授的政策建議沒有什么新意，中國在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時就采用過。當年受到危機沖擊后，中國政府及時推出了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使得中國經濟在危機期間維持了穩定增長，并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經濟增長率打下了基礎，使之從此前年均9.6%進一步提升到年均10.5%。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中國再次以積極財政政策投資于基礎設施，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在2009年第一季度率先于全世界復蘇，這些投資也為中國未來增長奠定基礎，使其在持續了35年年均9.8%的增長后能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
    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不久，筆者（編注：本段皆指林毅夫）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上，就根據中國經驗，指出全球金融危機僅靠貨幣金融工具難以解決，要“超越凱恩斯主義”，避免走挖個洞補個洞或發放失業救濟的老路，需要運用全球協調的財政政策投資于基礎設施，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電力、道路、港口等能為未來增長消除瓶頸的高收益項目，才能消化全球閑置的巨大過剩生產能力和創造就業，并為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使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能夠恢復正常增長和活力。同時，筆者倡導創立“全球復蘇基金（Global Recovery Fund）”，之后又提出“全球基礎設施計劃（Global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亦可參見FT中文網《呼吁全球結構轉型基金》）。這一構想最初于2009年2月在皮特森國際經濟學研究所演講時提出，同年3月分別在世界銀行、紐約美國外交委員會的午餐會上重申，演講全文刊登于2009年夏季出版的《哈佛國際評論》。其后，筆者在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一再倡導這一超越凱恩斯主義的計劃，包括在《西潮到東風》一書的第二部分，2013年1月又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的報告和2013年5月《超越馬歇爾計劃》（與王燕合著）等，這種政策能夠創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贏。
    這一來自中國經驗的倡議開始提出時，國際上響應者了了，現在危機超過5年了，尚未能走出困境，贊同的人越來越多，包括薩默斯這樣影響國際輿論走向的著名經濟學家在內。二十國集團(G20)的部長級會議也多次重申基礎設施投資對于重啟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美國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和全球著名顧問公司麥肯錫也將于今年5月底在巴西里約熱內盧邀請各國領導人和財政、金融、實業界的領袖召開全球基礎設施會議，推動這一計劃。可見，引領世界新思潮的觀點不見得只能來自發達國家的學者。
    盡管發達國家的理論界仍然左右著世界的政策思潮和實踐，但是全球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尚未完全從危機后的衰退中完全復蘇。當前主張政府不應采取反周期措施的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固然被各國政府在危機中所摒棄，但挖個洞補個洞、給失業救濟和打開貨幣閘門的“凱恩斯主義”的傳統經濟刺激也已經走到了盡頭，即使儲備貨幣國家利用貨幣霸權推出“非常態貨幣干預的量化寬松政策”（unconventional monetary intervention，quantitative easing），也未能根本解決發達國家的問題。正如印度央行行長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最近多次公開批評所指出的，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最初導致大量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資產泡沫，現在的退出又導致大量資本流出，造成外匯儲備損失，貨幣貶值。這種“以鄰為壑”的政策可能引致新興市場國家在“孤立無援”之下，被迫采取競爭性貨幣擴張以保持國際競爭力，導致出現雙輸的結局。
    在持續的新常態下，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將繼續乏力，真實失業率和政府的社會支出將維持在較高水平。同時發達國家政府積累的債務將急劇增長，為了降低政府發新債還舊債的成本，貨幣政策將持續寬松以降低利率水平，刺激了發達國家國內的資產泡沫，也會如拉古拉姆?拉詹所說的給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管理帶來諸多困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國的發達國家而言，與其增發貨幣來發失業救濟，當然不如增發貨幣來支持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全球基礎設施計劃”，這即能夠幫助發達國家走出衰退又能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
    既然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界和政策界已經開始向東方看，學習中國在遭到危機沖擊經濟衰退時的應對經驗，倡議以能消除增長瓶頸、創造就業的基礎設施建設來恢復經濟的穩定和增長，中國的學界是否也需要觀念上的轉變？解決中國經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是否也可以來自于對自己問題的性質、可動員來解決問題的資源和條件的認識，從而自己尋求解決的方案，而不是一出現問題就向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去尋找答案。是否也可以從自己創造的經驗中去總結出新的理論，從而對世界理論的前沿做出貢獻？自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國富論》以來，處于世界經濟中心地位的國家也就是世界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思潮產生的中心國家。（具體可參見林毅夫的《本土化、規范化、國際化：祝賀創刊40周年》一文，刊于《經濟研究》）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學界是否也應該為世界經濟學研究和思潮產生中心向中國的轉移做好準備？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知識界所應該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