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道路對發展中國家的示范效應

　　摘要：中國道路以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創造“世界歷史”的過程，對世界上發展中國家具有積極的示范效應。中國道路開創了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農業大國實現現代化的新的模式，為占世界人口3／4的落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歷史借鑒。本文從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三個方面具體論述了中國道路的示范效應之所在。
　　

    中國屬于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道路是否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看這一道路能否為廣大第三世界的國家擺脫貧困、走上富裕提供借鑒？中國道路以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創造“世界歷史”的過程，對世界上發展中國家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產生積極的示范效應。中國道路開創了在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農業大國實現現代化的新的模式，這一道路的開創不僅決定了中國的命運，而且也豐富了世界發展模式，為占世界人口3／4的落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歷史借鑒。

　　在政治上的示范效應

　　國際學術界有人曾提出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從而他們就回避了中國道路的政治內容，僅把中國模式視為一種經濟模式。也就是說，在這些學者看來，中國道路的成功只是經濟上的成功，廣大發展中國家向中國學習只能局限于經濟領域。但更多的學者反對這種觀點。他們強調，中國如果沒有政治上的改革，就很難想象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如果沒有在政治上的改革成功，也就很難理解中國在經濟上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們認為中國模式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既包括經濟內容，也不乏政治的內涵，不理解中國模式政治內涵，就無法理解這一模式所包涵經濟內容在內的其他要素。與此相應，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如果撇開中國模式的政治內涵而僅僅在經濟上吸取中國模式，那么就無法把中國模式學到手，中國模式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國家和地區產生真實的示范效應。中國的經濟活動是在一定的社會政治秩序下展開的，不知道中國的社會政治秩序是什么，怎么能把握這些經濟活動呢？誠然，中國的改革在每一階段都有其重點內容，例如有時以經濟改革為重點，有時又以社會改革或文化改革為主攻方向，但政治改革始終是所有這些改革的前提，始終貫穿于所有這些改革之中。
　　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秩序。中國這些年最令全世界，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羨慕的是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在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下有效、有序地發展經濟。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中國在吸引外資方面在發展中國家一直居于領先地位，試想一下，如果中國沒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這些外資會源源不絕地涌入中國嗎？中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是與中國采取漸進的改革路線分不開的，或者說，是由這種漸進的改革路線所帶來的。中國人民明白，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超大型的國家里進行激進的政治改革是不現實的，只會帶來動亂，甚至導致國家解體。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主導的中國的改革模式，從一開始就定位于一種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輔之于漸進的、較小規模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盡管不停步，但一直在跨小步。中國絕不放棄現行的政治制度，只是對其不合理、不適應的成分進行必要的變革。中國的漸進的政治改革與那種以政治多元化為目的的激進改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它是以維護政治秩序的穩定、確保政治體制的相對集中為前提的。正是這種漸進的政治改革路線確保了中國在不斷調整上層建筑使之適應新的生產關系的過程中，保持了社會政治秩序的穩定。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穩定的社會政治秩序的羨慕，實際上也是對中國實施的漸進的政治改革路線的羨慕。
　　中國這些年所面臨的問題的復雜性與艱巨性是難以想象的，但中國的領導人“舉重若輕”，把這些難題都一個個化解掉。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顯然與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密切不可分。中國的強勢政府也受到了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贊譽。中國政府具有超強的“決策力”和“執行力”，政府不被各種既得利益綁架，領導人不會沒完沒了地扯皮。新加坡《聯合早報》刊文指出：“如果將中國的政治體制放到全球視野下就會發現，中國真正與眾不同的特色是一個政黨的有效領導。”誰都希望自己的國家有一個具有權威的“強政府”而不是一個毫無威信的“軟政府”，問題在于中國政府的這種權威是如何建立起來？當然權威是與合法性聯系在一起的，那么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又來自哪里？這正是許多研究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發展中國家的政要和學者所著重研究和思考的問題。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托馬斯·海貝勒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體制在經歷了“轉型”和“鞏固”兩個階段以后，目前已進入“適應”階段。這一階段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主要來自于“對現代化、增強國力、維護安定、建立社會主義民主等的承諾”。托馬斯·海貝勒的這一見解在一定意義上是正確的。中國政治的合法性主要不是來自程序的合法性即由既定程序賦予的合法性，中國政府更多關注來自表現的合法性，即由給人民群眾提供的實質性福利而獲得的合法性。所謂合法性是指人民群眾認為領導者對其領導與統治是正當的、應該的。顯然在中國，人民群眾之所以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正當的、應該的，主要不是因為這一領導集團是根據程序選出來的，而主要是因為這一領導集團確實代表了自己的利益，確實為自己提供了福利。
　　“程序合法性”與“表現合法性”實際上都很重要，但當兩者只能擇其一時，中國政府明智而堅決地首先選擇了“表現合法性”，即首先通過自己的政績來贏得民眾的支持與信任。與此相應，“制度的純潔性”與“制度的有效性”盡管兩者都是必須具備的，而一旦兩者不能兩全時，中國政府也首先追求“制度的有效性”。在過去30多年的制度轉型和建設過程中，中國政府意識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強調制度的純潔性，而是強調制度的有效性”。這種政治制度的現實主義態度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建設，特別是政治制度建設，也“具有啟發意義”。在中國，不像西方那樣把政府視為“必要的惡”，而是把政府視為“必要的善”。而且這些年，中國人不僅把這“善”理解為政府成員“品德”的高尚，更把這“善”與政府成員的辦事效率和成功率聯系在一起。中國的政府不僅追求“廉政”，也追求“良政”，而“良政”又是與“善治”聯系在一起的。正如張維為先生所言：“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表明：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實到‘良政’才行，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在中國首先強調制度的有效性，強調“良政善治”，按照有些學者的分析，這決不是什么權宜之計，而是“創新之道”。“關注制度的有效性是一種制度的創新的取向”，這有可能讓中國“發現西方所沒有的新的制度”。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制度轉型和制度建設的過程中，曾經一味地信奉“移植”他國的制度，特別是西方的制度。中國“強調制度有效性”的做法，對于這種“移植制度”的觀念“具有顛覆作用”，而正是通過這一“顛覆”，中國“強調制度有效性”的做法在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啟發意義越發明顯地體現了出來。
　　民主是當今的時代潮流和發展趨勢，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也會把民主政治建設作為其重要內容，中國獨特的民主政治為世人所矚目。2007年《印度信息網》載文提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種形式，只要堅持民主本質，即人民當家作主，就是一種有效的民主。與西方民主中強調競爭、參與不同，中國民主強調人民當家作主，這種民主制度適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中國式民主制度正在成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美國衛斯理大學哲學系教授史蒂芬·Ｃ·安格爾也對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給予肯定，他指出，許多轉型國家“都把代議制民主看作是最終的目標”，而中國與它們不同，中國認為“簡單地引入一種競爭性民主反而會導致極其不公正的結果”。當今中國實施的是一種“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形式而不是競爭性的多黨民主制”，這種民主形式“能夠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權利”。他說：“至少在目前，一種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可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奮斗的目標。”法國學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期待中國照搬西方民主是愚不可及的，因為西方民主已江河日下，病入膏肓”，中國正在創立社會主義民主，盡管面臨巨大的挑戰。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的成功之處在于沒有走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道路，也就是說，中國沒有引進西方國家竭力推薦的那種競爭式民主，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協商式民主、“審議式”民主模式。中國的國情就是缺少民主傳統，中國歷來崇尚人治和臣民政治，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和”、“合”、“中”等，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只有協商式民主、“審議”式民主，才有利于降低民主的政治成本，有助于真正激發參與者的合作互動和意見表達。實踐證明，在中國，只有這種協調式民主、“審議”民主才能確保在增強政治合法性、提升公共治理水平的同時，避免社會沖突與社會動蕩。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指出，中國人也認識到選舉的作用，但他們堅稱“審議”式的政治比多黨公開競爭權力更適合中國。他表示中國人的這種觀念是可以理解的，中國人確實不喜歡像西方那樣給太多的言論、新聞或集會自由，而贊成有條不紊地擴大人們的這些自由，更注意社會的和諧。在中國人看來，實施“審議”式民主，即讓公民和團體在決策過程中發表自己的觀點，真正達到了民主政治的目的。確實，中國式的民主制度正在成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種新模式。縱觀當今世界，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關鍵不在于要不要民主，而在于如何追求適合自己的民主形式，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經驗都是積極的。正是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急切追求民主的新模式的關鍵時刻，出現了中國式的民主制度，它和當今中國政治的其他要素一起，對整個世界，特別是對廣大第三世界的國家產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示范效應。

　　在經濟上的示范效應

　　無疑，這些年中國道路在世界上，特別是給第三世界產生最震動的還是經濟上的成就。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按ＧＤＰ計算，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主流經濟學家做出預測，少則10年，多則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用購買力平均法對世界經濟進行了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跨長度的比較研究，得出結論：實際上早在1992年中國經濟規模已超過了日本；到2009年又超過了西歐12個老牌發達國家的總和（英國、瑞士、瑞典、挪威、芬蘭、意大利、德國、法國、荷蘭、丹麥、比利時、奧地利）；到2015年將超過美國；到2030年，將是美國的1.13倍。張維為先生用大量的事實證明，中國在經濟上正“邁向第一”。中國已崛起，中國出現了經濟奇跡，國內卻有人對此心存疑慮，感到大惑不解。他這樣說道：“中國人謀長遠，沉得住氣，謙虛謹慎，但不管你說還是不說，喜歡還是不喜歡，中國的崛起還是給這個世界帶來了震撼。”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給世界帶來的影響確實是巨大的。中國向世界各地提供價格低廉、檔次豐富的商品；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是世界各國商品的需求者和跨國公司的投資地；中國經濟體量之大，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等等。但中國經濟成就給全世界，特別是給第三世界國家產生最大的影響力還主要在于樹立了榜樣，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擺脫貧困、走向富裕提供了示范。由于中國的崛起，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深切地認識到“后發現代化國家”實現現代化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廣大第三世界的國家從中國創造經濟奇跡的過程中，領悟到了許多可供借鑒的經驗。
　　“發展的共識”是中國創造經濟奇跡的前提。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總設計鄧小平的率領下，毅然決然地把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這是30多年來中國社會最具決定意義的轉折。中國自認為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新時期的主要標志就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圍繞著發展經濟這一目標運轉。中國政府所一直堅持的新時期“基本路線”的最重要內容就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中國政府讓“發展是硬道理”這一理念深入人心。中國讓“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認識迅速地升華為“發展的共識”。縱觀這30多年來中國各任主要領導人的所有講話，中國召開的所有重要的會議，都把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第一要務重申。每當中國社會面臨新情況、新問題之時，中國政府總會告訴人民，解決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的唯一正確的途徑就是堅持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在發展中來化解矛盾。我們知道，中國政府十分重視社會的穩定。“穩定壓倒一切”是鄧小平留給中國人民的政治遺訓。中國歷屆政府和人民牢記鄧小平所說的：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那么如何實現穩定呢？中國政府的做法是妥善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中國政府把大力發展經濟、讓社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視為實現穩定的關鍵。中國社會的穩定是建立在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基礎之上的。與中國相對照，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發展遲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形成“發展的共識”，有時即使有著發展的愿望，但由于這種發展愿望并沒有與時代變化的科學判斷結合在一起，從而無法使之不斷地排除干擾而得以持久發展。
　　當中國形成了“發展的共識”，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發展經濟上以后，馬上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究竟如何發展經濟？中國政府的主要做法是打開國門，學習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先進的東西，使本國經濟的發展與整個世界的經濟融合在一起。從閉關自守轉為對外開放，是中國繼工作重心轉移為發展經濟的另一個重大戰略轉折，也是這些年中國在經濟上實現跨越式發展的一個成功之道。一些發展中國家效法中國，主要也就是效法中國堅持對外開放。鄧小平認為，中國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于是一改冷戰時期的封閉、半封閉狀態，主動融入國際市場，參加國際競爭，在國際競爭中來改進自己、發展自己。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先是沿海開放，后來是沿江開放，然后是整個內地的開放。經過不到30年的時間，中國已經形成了東西南北中全方位的開放的格局。中國不斷擴大開放的地域過程，是中國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國開放程度的擴大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國30多年的發展歷史真切地告訴人們：只有主動地融入經濟全球化才可能實現發展。經濟開放和加入國際分工體系，意味著一個國家可以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并借助于國際市場來實現生產的規模經濟。中國的經驗證明，對于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外開放顯得尤為重要。原因在于，對于這些國家來說，只有通過國際貿易來獲取更高收入，并逐步進行資本積累，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將自己的比較優勢逐步調整，在國際分工體系中逐步上升到技術水平更高的位置。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外開放“既體現為商品市場上的國際貿易的增加，又體現為資本市場上對于國際資本的吸納”。顯然，對外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中國對外開放的成功為發展中國家謀發展提供了借鑒。
　　問題在于，如果把以中國為榜樣實施對外開放，簡單地理解為只是把國門打開了事，那就錯了。事實上，在中國實施對外開放的同時，世界上一些國家也打開了國門，但中國成功了，而其他國家卻失敗了。中國的成功嚴格地說是自主和可控的對外開放的成功。中國在實施對外開放的戰略之初，就確定這種對外開放是“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經驗，中國的對外開放絕不盲從，而是“以我為主”。也就是說，緊緊地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當年鄧小平對卡達爾講的三點意見，實際上也就是闡述了中國對外開放的三大原則：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放棄自己的優勢。正是這三大原則使中國在開放的過程中既學習和借鑒了別人的長處，同時又發揮了自己的優勢。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撲面而來時，中國非但沒有被深深地卷入這一危機之中，而且還率先走出了危機的陰影，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所實施的這種自主和可控的對外開放戰略。現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領悟到向中國學習對外開放，主要是學習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如何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當中國實現了從閉關自守轉變為對外開放以后，確實緊接著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向國外，特別是向西方首先學習什么？中國要引進國外，特別是西方先進的東西首先引進什么？中國政府審時度勢及時地明確向西方首先學習的是西方的市場經濟模式。鄧小平強調資本主義可以利用市場，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市場。這就把原先認定是專屬于資本主義的市場中立化了。這為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于是，在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轉換。這是繼中國實現從閉關自守向對外開放轉變以后，又一次影響深遠的社會大轉變。實踐證明，這次大轉變即中國實現了既定的市場化目標，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因為它成功地解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與激勵的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把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主要歸結于引進市場經濟體制是有道理的。可以說，正是市場經濟體制“仿佛用法術”一樣把中國的生產力一下子提高到一個空前的水平。
　　但是，正如不能簡單地把中國的成功歸結為打開國門一樣，也不能簡單地把中國的成功歸結為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當然，正如向中國學習對外開放不能只是把國門打開，向中國學習實施市場經濟也不能只是把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搬過來。這樣學習是學不到中國的“真經”的。國外的一些有識之士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實施市場經濟的經驗是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向中國學習實施市場經濟的關鍵在于把握這一“中國特色”。西方左翼學者奈特·溫斯特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在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中做到“獨善其身”，是源于國家更為直接和有效的調控。“而中國之所以能夠運用這種直接的調控，是因為中國的國有經濟和計劃調節并沒有完全被私有制和市場化所取代，而是仍舊能夠平衡和調控”。這些學者用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方式表述了中國實施市場經濟的特點。正如這些學者所指出的，中國政府在強調市場功能的同時沒有走向市場萬能主義，崇拜市場的新自由主義，即市場原教旨主義在中國有一定影響但始終沒有占主導地位。中國把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結合在一起，中國正確地稱自己的市場經濟體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把市場與計劃結合在一起，始終堅持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正是這些特點確保了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避免了“政府失靈”又避免了“市場失靈”。確實如一些國外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第三世界國家能否真正把中國實施市場經濟的經驗學到手，完全取決于是否能理解和運用中國在實施市場經濟過程中所形成的這些特點。
　　當中國在實施市場化的同時，另一項與之相配套的改變也在緊鑼密鼓地展開，這就是民營化，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與對外開放、市場機制一起，構成了使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三個要素。但是，如果一心向中國學習的第三世界國家把中國發展民營經濟簡單地理解為使原有的國營經濟私有化，那就是“學歪”了，必然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中國政府切身感受到原先的那種國有經濟部門過于龐大導致了經濟效率和效益低下，從而必須對原先的國有經濟實施改革，但中國政府并沒有把國有經濟“一棍子打死”，并沒有進行以私有化為核心的狂風暴雨式的經濟改革，而只是改變國有經濟原先的僵化的模式，使之不斷地適應新的環境。公有制在中國仍然占主導地位，并在憲法和法律方面得到保護。中國在堅持公有制為主導的前提下，引入和鼓勵其他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包括民營、合資、外資等。現在國際上許多人都羨慕中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進程，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房地產市場，中國實現了高于發達國家的住房自有率，中國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鐵路網和世界上第二高速公路網，這些都是與中國政府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所實施的正確政策密切相關。目前中國已形成了混合型或者復合型所有制結構，在這種所有制經濟結構中，公有制占主導地位，而其他的所有制形式同時存在并不斷地獲得發展。這種所有制結構在應付金融危機中經受住了考驗并顯示出了優勢。這種所有制結構中國不會輕易改變。隨著中國的這種所有制結構的日趨成熟，它對發展中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強烈。

　　在思想文化上的示范效應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國外人士，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要與學者，透過政治與經濟的層面，主要從思想文化的層面來探究中國高速發展的秘密，與之相應，也企圖著重從深層次思想文化的層面來把握和學習中國的經驗。中國道路在政治和經濟上產生示范效應的同時，在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力也日益突出。當年喬舒亞·庫珀·拉莫在那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著名文章中，也主要是從思想文化的角度歸納“中國模式”的特點的。他把“中國模式”定義為“艱苦、主動地創新和試驗；堅決捍衛國家疆土和利益；深思熟慮，不斷積聚能量以作手段”。確實，“中國模式”首先是思想文化模式。中國這些年在政治、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思想文化基礎之上的。沒有思想文化、思維方式的“轉軌”，就沒有政治、經濟上的根本變革。西方的現代化運動是以思想啟蒙為先導的，與當今中國的現代化運動相伴隨的也是思想文化的變革。這30多年來，如果中國不通過真理標準的討論，重新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如果中國不深刻反思“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明確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中國不重新研討國際形勢，認識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能夠有中國的今天嗎？在今天的中國，流行著一整套的獨特的話語，這些話語顯然并不是“西方話語”，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中國不以西方話語為馬首是瞻，而是創造了自己的話語。在這些中國特色的話語背后就是當今中國獨特的思想文化，這些話語僅僅是中國獨特的思想文化的語言表現。中國獨特的話語和支撐這些話語的中國獨特的思想文化，同樣是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的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功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從而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示范效應也首先體現在如何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無疑，中國的崛起本質上是一種從前現代向現代、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發展進程。中國的崛起屬于整個人類的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部分。人類的現代化進程起源于西方，一些學者把向現代社會變革的過程視為西方化和歐洲化的過程，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們把中國的現代化定位于“后發”、“外生”的現代化，就是要說明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現代化的影響下啟動的，又是以西方的現代化作為路標的。既然如此，中國就必然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實施現代化是不是意味著完全割斷與中國傳統之間的聯系，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旨在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當代中國人來說是不是完全成了一種負擔和包袱？中國政府的回答是，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和超深厚的文化積淀并不是前進在中國現代化大道上的負擔和包袱，而是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我們成功地把中國的傳統與現代化銜接在一起，把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轉化為現代化進程中的思想動力和精神因素。世界歷史上曾出現過20多種文明，但幾乎全部中斷了，與所有這些文明不同，中國是唯一保持其歷史文明連續性的國家。作為其象征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傳統五千年未曾中斷。中國政府認為中國文化的這種連續性、獨特性表明自己的文化具有創造力，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表明優秀的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這是中國最寶貴的得天獨厚的歷史遺產，這也正是渴求實現現代化的當今中國所急需的。基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一基本估計，我們致力于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使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因素在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了轉化，獲得了新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成了鼓舞當今中國人民前進的精神力量，而中國道路在文明傳承上也緊緊地依托著往日的傳統。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傳統文化也進入了空前的復興時代。俄羅斯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曾經用這樣一個公式來總結“中國模式”：中國的成功＝社會主義＋中國民族傳統＋國家調控的市場＋現代化技術和管理。在久加諾夫所總結的這一公式中，對民族傳統的繼承在“中國模式”中居有突出的地位。張維為通過對中國崛起的研究，得出結論：中國的崛起不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他甚至這樣說：“中國今天的執政黨也是以復興中華為己任的‘天命’執政集團”，“中國執政黨繼承的還是中國古代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儒家政治傳統”。當然，中國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并不是采取簡單的繼承，如果是這樣一種態度，那么傳統文化不可能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發揮如此大的積極作用。中國政府對中國傳統文化制訂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正確方針，努力對中國傳統文化實施“現當代的轉型”。在這里還必須提及的是，中國政府強調對傳統的繼承還包括了對中國的執政黨自己傳統的繼承，中國領導人最近提出不能把實施改革開放的前后30年相互否定，既不能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執政黨所執政的30年的歷史來否定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的執政歷史，也不能用實施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的執政歷史來否定實施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的執政歷史，這是意味深長的。世界上有些國家一旦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就把這一國家剛剛過去的那一時期否定得干干凈凈，似乎不徹底否定掉前面的歷史就無法說明當今的正確，就無法開創新的歷史，中國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西方一些學者，特別是一些左翼學者把中國執政黨對自己的傳統的繼承，不割裂自身的歷史視為中國這些年在穩定中得以大步邁進的一個根源和動力。世界體系學派的代表人物阿明這樣說道：“過去幾十年的中國的成就——經濟均衡增長、大規模城市化和超強的技術吸收能力被描述為奇跡，如果沒有革命所打下的必要的基礎，奇跡是不可能出現的。”世界體系學派的另一些代表人物阿瑞吉也從各個角度論述了改革與革命遺產之間的內在聯系。在這些學者看來，正因為中國的執政黨不但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而且把這一認識貫徹到了自己的行動之中，所以才使當今的中國出現了這樣一種喜人的局面。中國的執政黨不但在如何繼承已積淀很久的歷史傳統方面，而且在如何對待剛過去的傳統上，都樹立了榜樣。
　　一個國家要迅速發展，除了要正確面對自己的傳統的思想文化以外，還須妥善處置外來的思想文化。而中國在妥善處置外來的思想文化方面也值得第三世界國家效法。中國實施對外開放，外面的東西必然要涌進來，當然，進入中國的不僅有國外的資本和技術，還有西方的思想文化。面對這些外來的思想文化，中國政府沒有簡單地加以封、堵，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對待它們。中國人民很快地表現出巨大的學習和吸收能力，顯示出自己開放的胸襟和恢弘的氣魄。可以說，中國這30多年迅速崛起的過程，是積極地學習和吸收國外，特別是西方的思想文化的過程，沒有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啟蒙”，就不可能有中國的今天。中國確實是在不斷地吸收和借鑒外來的思想文化的過程中發展和完善自己的，成為中國現代化有利的發展資源，中國道路從而更好地體現出了時代精神和世界文明發展源流。鄧小平這樣說道：“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在這里所說的“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當然涵蓋了西方社會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成果。
　　應當說，中國這些年在對待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功僅僅歸結為抱著一種虛心學習的態度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可貴之處在于在學習別人的過程中并沒有失去自我。現在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聚焦于分析為什么有些國家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完全喪失自我而中國偏偏沒有失去自我。著名哲學家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曾經這樣說道：“我相信，假如中國人對于西方文明能夠自由地吸收其優點，而揚棄其缺點的話，一定能產生一種糅合中西文明之長的輝煌業績。”羅素當年所預見的中國在當今實現了。關鍵在于，對待西方思想文化中國做到了既“吸收其優點”，又“揚棄其缺點”。中國政府清醒地知道，西方思想文化并不都是精華，而是充滿了糟粕，因此在主動學習前者的同時，必須堅定地拒絕后者。中國領導人在強調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優秀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時，一再告誡要反對有的大國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幌子，干涉別國內政。中國政府引導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界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西方思想文化，絕不全盤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國政府經常用一些國家由于盲目引進西方思想文化而導致了嚴重的社會政治后果，來警示自己。在中國確實可以欣喜地看到，對西方思想文化中優秀的東西從善如流、兼收并蓄，而對西方思想文化中腐朽的成分則毫不含糊地加以批判和抵制。這樣一種局面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確實是具有吸引力的。

　　結　語

　　中國道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產生示范效應，廣大發展中國家以中國道路作為學習的榜樣，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客觀結果。“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示范效應是在“華盛頓共識”、“華盛頓模式”的影響力日益衰退的情況下產生的。中國模式的興起與華盛頓模式的式微是同步的，兩者正好構成了一個“此長彼消”的反比關系。正如華盛頓模式的影響力的衰退是不可抗拒一樣，中國模式的影響力的擴大盡管是在不經意中發生的，但也具有客觀必然性。
　　20世紀人類進行了兩項偉大的社會實驗：其一是始于20世紀20年代的席卷全球的社會主義實驗；其二是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轉軌實驗。第二項社會實驗是在第一項社會實驗遭受重大挫折，亦即在蘇聯的社會主義被普遍唾棄的前提下出現的。當時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已失去了吸引力，急于轉型的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及急于發展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華盛頓共識”。所謂“華盛頓共識”是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家為轉軌國家制定的改革政策，“華盛頓模式”實際上就是一條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以民主政府加市場經濟為主要內容。蘇聯和東歐國家所采取的“休克療法”就是按照“華盛頓共識”設計出來的。這些國家把經濟轉型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強調轉型的核心是憲政制度的大規模的改變，經濟轉軌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在具體實施改革時，奉行價格貿易自由化、宏觀穩定化、產權私有化所謂“三位一體”同時推進的策略。其結果就是造成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大倒退。而始于20世紀的拉美國家的聲勢浩大的經濟改革運動，實際上也就是在“華盛頓共識”的推動下的新自由主義運動。卷入這場改革運動的一些拉美國家按照自由主義的教科書大刀闊斧地開放市場，并把企業單位和事業單位都進行了徹底的私有化，如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把整個國家都賣光了”。于是這些國家失去了對經濟命脈和整個社會應有的管理和控制，最終爆發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危機。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激進改革和“休克療法”帶來的社會經濟大倒退、拉丁美洲國家成為世界經濟的“重災區”以及亞洲金融危機，是“華盛頓共識”的三大失敗。與這三大失敗相伴隨的是“華盛頓模式”的影響力的一路下滑。鑒于“華盛頓共識”在第三世界的失敗，國際上一些專家學者開始反思拉丁美洲國家、俄羅斯和東歐等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所進行的轉型，于是又形成了所謂“超越華盛頓共識”和“后華盛頓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和“后華盛頓共識”的提出，確實證明了“華盛頓共識”已成了明日黃花，威信掃地。
 而正當一些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實施激進改革之時，中國卻沒有完全跟在“華盛頓共識”后面亦步亦趨，中國也在進行改革，但中國的改革是“漸進的改革”，中國正是通過這種“漸進的改革”開辟了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人民對道路的選擇沒有采取非此即彼的態度，也就是說，中國在告別了蘇聯模式之后，就去選擇“華盛頓模式”，而是努力開創自己的發展模式。中國人民在沒有完全接受西方發展模式的前提下，通過對西方經驗自主地、創造性地消化和吸收，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著名左翼學者德里克認為，正是在開創自己的道路的過程中，中國有了一種形成“華盛頓模式”的“替代模式”。他這樣說道，中國道路是在“地方性”條件下尋求另一種現代性和未來的方案，這一道路“一再被援引來建立一種可供選擇的現代性主張”。“它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要繞過過去，通向可以選擇的未來”，“其使命是聲援那些被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壓迫或拋棄的人民，并且為未來指明不同的可能性”。
 實踐證明，一種發展模式的成功不僅能夠推動本國經濟社會的持續、高速的發展，而且又能產生“溢出效應”，即能為他國的發展提供示范。正是在這種“溢出效應”、示范作用日益明顯的態勢下，“北京共識”、“中國道路”的說法就不脛而走。對于廣大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道路的意義就在于這一道路究竟能否成為既有別于蘇聯模式又相異于“華盛頓模式”的一種“替代模式”。在蘇聯模式被唾棄以后，很多采用“華盛頓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沒有因此而得到社會經濟的發展，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道路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力。有比較才有鑒別，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切身感受到，中國模式更加平穩，更少陣痛，更多和諧。有人把中國道路對第三世界的示范效應視為中國的一種“軟實力”是正確的。既然是一種“軟實力”就成了全世界所共享的公共財產，它的吸引力就是不可抗拒的，也就是說，其示范效應是不隨國家的主觀意志而轉移的。
　　“北京共識”、“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示范作用，關鍵在于，這種共識和這條道路所代表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如何逐漸摸索出來了適合自己的東西。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相同的國際環境和相似的國內問題，具有許多共同點。盡管中國人民把自己的道路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即強調這一道路的中國特征，但實際上這一道路對整個世界，特別是對那些具有類似國情的第三世界的國家，無疑會提供一定的啟發。不能把“中國特色”單純理解為“中國獨有”，我們確實有一些東西是自己獨有的，但大量的東西還是與其他國家，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相同的，只是帶著某些中國的特點而已。中國道路在自己的特殊性中無疑隱含著普遍性，這些普遍性既是從整個世界層面所說的普遍性，更是就從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層面而言的。中國道路對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產生示范效應，絕不是偶然的，原因就是中國與這些國家一樣都屬“第三世界”，一樣都處在“發展中”。“中國模式”與“華盛頓模式”相比，從這兩種模式基于的國情而言，顯然前者更值得第三世界國家效仿，后者移植到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而前者則“順風順水”。
　　可以說，廣大發展中國家以中國道路作為自己的榜樣，是在一番痛苦的經歷后所做出的選擇。想當初，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由于受一些西方政要對中國不友善的言論以及右翼思想家研究中國所得出的一系列錯誤結論的影響，對中國產生戒備。它們有的擔心中國在輸出商品和勞務的同時，是不是也會輸出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有的擔心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會導致對其資源的掠奪。雖然不能說這種戒備現在已完全消除，但顯然已大大削弱，從總體上看，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已從“戒備”轉變為“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