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比較
摘要：從大會議程、大會政治選舉和大會制定綱領性文獻三個視角，對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和2012年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進行比較。結果表明: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遠比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具有更多種的民主形式、更嚴格的民主程序、更豐富的民主內容和更豐碩的民主成果。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制度更適應中國國情，不僅有利于為全體人民提供國家公益性產品，而且也加速縮小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創新了世界獨一無二的執政黨制度，顯示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
當今國際競爭本質上是制度競爭。如何評價一種制度?如何認識一種制度的優勢?研究者間并未形成統一意見。實際上，世界上并沒有最好的政治體制模式，也不可能有唯一的模式，政治體制類型具有多樣化的特點，不同政治體制同時存在、相互吸收、相互借鑒，又相互競爭、此消彼長。
以往人們認識一種制度，多是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語境下，基于西方制定的評判標準出發。這些西方標準包括美國“自由之家”組織的“世界各國自由度”年度調查報告、德國貝塔斯曼集團的“世界政治經濟轉型指數”(BTI)報告、美國《外交》雜志的“失敗國家排名”(FSI)、美國民主管理研究中心的“民主指數和法律地位指數”、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治理指標》、英國《經濟學家》聯合“經濟學家情報社”(EIU)組織發布的“民主指數”(DI)，等等。按照這些標準，中國的表現歷來排名較低，而西方國家通常排名靠前。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只有向西方看齊，排名才能夠提高。不僅中國是如此，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顯然，西方這樣的判斷方式是片面的、主觀的。為此，我們必須提高自覺性，增強自信性，提出“中國標準”。這一標準，就是鄧小平標準。
早在1980年，鄧小平指出，“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我們將這三條標準稱之為“鄧小平標準”，根本不同于所謂“西方標準”。30多年后，中國在經濟、政治和人才培養三個方面是否達到了“鄧小平標準”?我們認為，目前中國已經基本達到了“鄧小平標準”，并且還形成了獨特的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當然這一結論頗具爭議性，其中最受爭議的是政治標準:中國是否已經“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這就需要根據具體事例來比較、分析和驗證，而最好的事例就是世界大國的政治選舉。
2012年是世界政治選舉之年。在這一年，全世界約有70多個國家進行政治選舉，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其中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中除英國以外的四個大國先后進行領導人換屆選舉。
在眾多的政治選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兩黨總統候選人之間的競爭，以及中國共產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產生。這是世界最大的三個政黨所進行的最具深遠影響的政治選舉，也是2012年世界的兩件大事。
由于中美兩國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因而政治選舉也有著本質的不同。這種不同最重要的表現之一就是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本文的主要研究結論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是真正的民主大會、團結大會、勝利大會，具有更多種的民主形式、更嚴格的民主程序、更豐富的民主內容和更豐碩的民主成果，遠遠優于世界上所謂最民主的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形象地講，美國的兩黨大會及其兩黨總統候選人辯論會，其實質是為了競選而上演的兩黨政客競賽，本質上是一場零和博弈，最能引發全世界的關注，特別是吸引全球媒體的眼球，更具新聞性、表演性和觀賞性，卻缺乏政治的嚴肅性、民主的廣泛性和施政的實質性。有比較才有鑒別，也才能真正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尤其是破除長期以來的“美國民主迷信”、“美國制度迷信”，進而更加理性地認識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及其優勢，提高對中國共產黨制度及其優勢的自覺性、自信心。
全國代表大會議程比較
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有許多相似之處，這些相似之處也是現代政黨中較具共性的組織特征。第一，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第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實行代表制，都是從全國各地選舉產生參加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國是以省級地方代表團為主，美國兩黨是以州代表團為基礎；第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實行定期制，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5年召開一次，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是4年一次，在總統大選年召開；第四，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發布綱領性文獻，但是它們性質則不同，中國共產黨發布并通過的是“黨代會報告”，實質上是執政綱領，美國兩黨是宣布各自的“競選綱領”，旨在成功競選；第五，都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常設機構，在中國共產黨為中央委員會，在美國兩黨為全國委員會；第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有黨的領袖，由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產生黨的總書記和黨的中央領導集體成員，在美國兩黨的黨代會提名并以舉手表決選舉總統候選人。
由于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兩黨根本性質的不同，其全國代表大會還會有更多不同之處。我們最為關心的問題是，中美主要政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民主“含金量”是否有所不同?
首先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議程來比較。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以下簡稱《黨章》)第十八條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黨章》第十九條又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是:(一)聽取和審查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二)聽取和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三)討論并決定黨的重大問題；(四)修改黨的章程；(五)選舉中央委員會；(六)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黨的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例，大會正式開幕前召開的預備會議確定的十八大主要議程為:(一)聽取和審查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二)審查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三)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四)選舉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五)選舉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由上職權和議程的比較可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議程是完全圍繞充分行使其大會職權的目標來進行設置的。
我們再來觀察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議程。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通常由兩黨全國委員會負責舉辦，主要任務是確定該黨總統候選人和副總統候選人、通過競選綱領以及處理包括選舉黨的官員、修訂黨的規則等內容在內的黨務。2012年作為大選年，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先后于8月底和9月初召開了各自的全國代表大會。
以2012年9月4日至6日在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正式召開的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為例，其主要任務是正式提名爭取連任的總統奧巴馬為新一屆總統候選人并出臺競選綱領。大會議程共三項，分別是:4日，第一夫人米歇爾、德克薩斯州圣安東尼奧市市長朱利安·卡斯特羅發表現場演說，前總統吉米·卡特發表錄像演講；5日是最重要的議程，奧巴馬正式接受民主黨提名，并選擇現任副總統拜登作為競選搭檔，此外國會監管委員會現任主席伊麗莎白·沃倫、前總統克林頓也登臺發表演講；6日，奧巴馬發表正式演說，同時宣布競選綱領。上述議程全部集中于兩個字:競選。這非常符合“政客”的定義，即“為了下一次選舉”。為了贏得競選，美國兩黨采取了各種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第一夫人發表講話，將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開成了總統候選人的“夫妻店”，這本質上是用個人家庭價值觀來代表國家政黨價值觀。
不難發現，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該黨總統預選階段的結束和總統競選活動的開始；而全國代表大會的核心目標和核心任務也只有一個，即為本黨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造勢。
比較地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核心議程共計五項，涉及上一屆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審議、《黨章》修訂以及黨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選舉，簡言之，其關鍵詞為“報告”和“選舉”。而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核心議程僅有一項即正式提名本黨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而本黨的競選綱領是由總統候選人發布的，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實質性內容，至于總統候選人夫人、副總統候選人及本黨其他政治明星(如已卸任總統、內閣成員、在任州長)等人士發表的主旨演講，不過是為總統候選人參加選戰壯大聲勢，吸引選民、吸引公眾、吸引媒體而已。顯然，從議程來看，既有“報告”又有“選舉”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其民主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要遠遠超出只有“提名”的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代表大會政治選舉比較
從議程上看，美國兩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都具有“選舉”的功能，但實質卻根本不同:前者是確定本黨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為一兩個人的“競選”做準備；而后者是逐層“選拔”出能夠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朝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目標、朝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長遠目標穩健邁進的新一屆中國政治家集團和中共中央領導集體。我們著重從政治選舉的程序來考察這兩種本質不同的政治選舉。
2012年8月27日至30日舉行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參會的正式代表2286人，若加上非正式代表則有近5000人；9月4日至6日舉行的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有來自全國各地的5964名代表參會。從近百年歷史看，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大致有三種方式。一是由黨的州委員會決定代表人選；二是由各州召開黨代表大會選舉；三是采用“總統初選”(Presidential Primary)的方式，通過州內黨員直接投票選舉。其中后兩種方式較為廣泛采用。
各州黨代表選出后，將組成全國代表大會，選舉黨的總統候選人和副總統候選人。其基本流程大致有兩步:第一步，各州提名總統候選人。大會秘書按照各州名首字母的次序，順次請各州代表團提名本州認同的總統候選人。州代表團發言人應聲登臺發表演說，對本州認同的候選人予以贊揚，對此人表示支持的代表(包括本州和其他州的)通過高聲喝彩甚至游行表明贊同態度。之后，大會秘書再順次請下一州代表表態，該州代表團發言人也應聲登臺，或對之前已獲提名的候選人進行附議，或另提本州中意的其他候選人。第二步，各州代表投票選舉本黨總統候選人。待50州均完成提名后，各州代表開始進行投票。仍由大會秘書順次呼叫各州，州代表團發言人應聲而起，根據本州代表對候選人預備人選的意見，口頭宣布“本州全部若干張選票一致投舉某人”或“本州若干張選票投舉某甲，若干張選票投舉某乙”。民主黨、共和黨兩黨均要求候選人預備人選獲得過半選票方可當選本黨的總統候選人。
此外，一黨的副總統候選人，往往取決于總統候選人的意志。后者主要從協調黨內因競選而產生的矛盾或調整全國選區的失衡狀態出發，向全國代表大會推薦副總統候選人，由大會同意而決定之。
以上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選舉程序，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表明總統所擁有的“帝王般”的權力: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名義上是確定本黨的總統和副總統候選人，但實際上最重要的還是總統候選人；更不必說黨的總統候選人通過民主選舉當選后直接任命政府主要官員，職權覆蓋幾乎所有的行政機構，核心人員有幾百人，總人數高達3000到5000人了。這樣的選舉制度和任命制度，直接導致大量缺乏從政經歷、未經充分履職鍛煉和考驗的人被任命為重要部門負責人，甚至包括副總統。
而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則與此有著本質的不同。實際上，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只是中國政治家集團完整產生過程的第二階段。中國政治家集團是先后按照兩大黨內民主機制，經過嚴格的、多次的民主推薦篩選和民主預選選舉的過程產生的，是真正的逐級鍛煉、階梯培養，層層選拔、長期考察，好中選優、優中選強。
中國政治家集團產生所依靠的兩大黨內民主機制，一是選賢任能民主推薦機制，在對干部素質進行全面、深入考察的基礎上確定政治家集團候選人預備人選；二是黨的代表大會民主選舉機制，先是通過地方黨的代表大會通過差額選舉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后是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通過差額選舉正式產生黨的政治家集團，即中共中央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其中:選賢任能民主推薦機制，主要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由中央“兩委”人選考察組實施。考察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直接領導下，堅持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按照政治家的標準選拔“兩委”人選。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前，胡錦濤先后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全體會議，確定了做好黨的十八大“兩委”人事準備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從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中央先后派出59個派出9個考察組分赴全軍和武警部隊各大單位進行考察；之后根據需要又對個別人選進行補充考察。在考察過程中注重考察人選的思想政治素質、工作能力、工作實績、作風情況和廉政情況，經過深入考察，提出“兩委”人選遴選對象，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提出供十七大主席團會議審議的“兩委”候選人預備人選建議名單提供了主要參考。2011年下半年以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又先后召開11次會議，專題聽取各考察組匯報，在此基礎上研究提出“兩委”人選建議名單。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民主選舉機制，集中體現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通過無記名投票和差額選舉產生新一屆“兩委”成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民主選舉又分為兩步，先預備選舉，后正式選舉。以黨的十八大為例:2012年11月10日，十八大主席團舉行第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議名單，提交全體代表醞釀。大會期間，11月11日、12日以各代表團(共38個)為單位，對十七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候選人預選人建議名單進行醞釀，除了建議名單附上的基本信息之外，還有更詳細的個人簡歷資料供代表參閱。按照大會選舉辦法的規定，預選采用差額選舉辦法，其中提名十八屆中央委員候選人224名，差額數19名，應選205名，差額比例為9．3%；提名中央紀委委員候選人141名，差額數11名，應選130名，差額比例為8．5%。12日下午，本文作者胡鞍鋼在北京市代表團參加了預選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之后，在人民大會堂在總監票人、監票人的監督下，公布預選統計結果，并于11月13日經大會主席團第三次會議通過，將中央委員會候選人預選時落選的19人列入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人選名單。同日上午，根據選舉規定，代表對提名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190名再次醞釀和預選，其中差額數19名，應選171名，差額比例為11．1%。13日下午，大會舉行各代表團分組會議，醞釀主席團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紀委委員候選人名單，為正式選舉做準備。11月14日上午，舉行正式選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中紀委委員采取等額選舉。出席大會的2307名代表和特邀代表通過無記名投票選舉，分別公布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不贊成計票結果。最后正式選舉產生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從十八屆“兩委”的選舉程序看，先后經過了大會主席團第二次會議通過候選人預備人選名單、各代表團預選、大會主席團第三次會議通過候選人名單和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正式選舉共計四輪選拔和確定，方得以產生。如果將產生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地方及中直部門等黨代會選舉環節也計入在內，全黨圍繞“兩委”產生共需進行五輪選舉和會議工作。而美國則沒有類似嚴密的民主選舉過程。美國總統行政班子的主要部門負責人，其任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基于獲任人在總統選舉過程中的貢獻，而不是基于其在相應崗位上真正具有足夠的經驗和歷練。這也是中國政治家集團在治黨能力、治國績效、治軍水平上區別于和優秀于美國總統個人工作班子的原因所在。
頗為諷刺的是:西方學者一貫認為中國是“一黨專政”，中國共產黨只是自上而下政治任命，不是自下而上民主選舉，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專制政治；許多國內學者也將美國的選舉政治美化為世界“民主模范”。但即使是在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上，作為美國兩黨政治基石的民主黨、共和黨，其全國代表大會恰恰在選舉環節遠不如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從選舉結果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圓滿完成了會議議程設定的選舉任務，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由376人組成的中共中央委員會(205名中央委員和171名候補中央委員)和130人組成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形成了規模超過500人的新一屆中共中央權力機構；緊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后召開的十八屆一中全會還選舉產生了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通過了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了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批準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的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人選，從而最終確定了中共中央六大機構規模達53人的新一屆領導班子。而實際上，中國的政治選舉過程至此還沒有全部結束，還要待到2013年2月召開中共十八屆二中全會，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推薦國家主要領導機構的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還要向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一次會議提供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從選舉程序和形式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共采取了預備選舉、無記名投票選舉和差額選舉等多種形式。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所進行的政治選舉，不是選一個人，也不是選兩個人，而是先選出一個中央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舉中共中央領導集體。這就在民主的質量上大大超越只選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的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所進行的政治選舉同時還是有(選)上有(選)下的選舉，是嚴肅嚴謹的、實實在在的民主，根本不同于美國兩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口頭表決、你唱我和的“表演民主”、“游戲民主”。
全國代表大會綱領文獻比較
根據《黨章》第十九條規定，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第一項職權為聽取審查中央委員會的報告(簡稱“黨代會報告”)。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黨代會報告，都明確提出了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是非常經典的、“為民執政”的執政黨報告。但對美國，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都是“選舉政黨”，其全國代表大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各自的“總統競選綱領”，以讓本黨總統候選人贏取下一個任期而不是真正提高人民福利為宗旨，完全是“政黨服務于競選”。誠如美國學者Ｒobert Franklin Engle評論道:“當中國正在為下一代設計五年規劃時，而美國(政治家)只有為下一個選舉的計劃。”
下面，對2012年美國兩黨通過的競選綱領和2012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做一比較。
從篇幅上看，美國民主黨官方公布的競選綱領正文共計40頁(16開本)，是作為2012年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材料冊的一部分對外公布的；共和黨官方公布的競選綱領文件則為單獨的正式文本，共計62頁，其中正文部分計54頁(16開本)。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篇幅計59頁，共28000余字(32開本)。兩者篇幅無太大差別。
從內容上看，2012年美國兩黨競選綱領與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比較，美國民主黨2012年競選綱領主標題為“讓美國前進”(Moving America Forward)，共和黨2012年競選綱領主標題為“我們相信美國”(We Believe in America)；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的主標題是“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美國兩黨競選綱領的主標題簡潔但十分空泛，吸引眼球但空洞無物，是典型的競選口號。而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的主標題核心觀點和核心目標一目了然，既明確了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提出了2020年核心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一個真正的為民執政綱領、治黨治國的施政綱領。
美國兩黨的競選綱領正文內容龐雜，包羅萬象，更像一個大雜燴；治國邏輯較混亂，政策優先次序不清晰；文采文思口號多，應對挑戰實質內容少；各種目標眼花繚亂，缺乏客觀依據；承諾十分誘人，缺乏實現途徑；政策五花八門，缺乏實踐可行性。作為世界最發達的國家，卻沒有為其向世界出口金融危機而自省；作為世界“民主旗手”和世界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卻沒有為其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戰爭錯誤做出反省，共和黨甚至在競選綱領中提出“要支持美國價值觀和美國文化的擴展，并促進其在中東的擴張”，對外政策始終顯示出美國霸道、世界霸權的一貫特征，與世界和平、平等與發展的大勢背道而行。
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正文內容具有較充分的實質性、操作性和極強的條理性、邏輯性，主要包括:第一是對過去五年工作進行回溯和自我評價，反映新的重大成就，總結所面臨的主要困難和問題；第二是進一步回顧和總結中國發展道路和現代化歷史進程；第三是闡述中國的發展理論、發展理念和發展原則，堪稱為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和發展政治學；第四，精心設計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明確提出階段性發展目標、發展戰略；第五，詳細部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現代化總體布局；第六，開創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第七，創新“一國兩制”實踐、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八，向世界闡述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第九，全面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這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
就關鍵詞、基本框架和具體內容來看，美國兩黨競選綱領的關鍵詞更多地從迎合選民耳目的考慮出發，內容框架的條塊設置缺乏邏輯性和體系性，而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的關鍵詞則概括了歷史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理論體系)、發展理念(科學發展觀)和階段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彼此關聯，內容框架統分清晰，邏輯嚴整。這也就生動體現了中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召開會議根本宗旨、根本目標上的截然不同:美國兩黨競選綱領本質上是信奉“選票為王”，什么樣的表述更有利于抓住選民，就在競選綱領中采用什么樣的表述；而中國共產黨及黨代會報告本質上是“執政為民”，提出實實在在的行動綱領、宏偉藍圖，全面部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要形成真正經得起歷史檢驗、經得起實踐檢驗、經得起人民檢驗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
反觀美國兩黨的總統候選人競爭，不僅是“金錢大戰”，看誰財大氣粗；還像“斗雞大賽”，在辯論會上雙方火藥味十足，尋找對方弱點，相互攻擊，相互拆臺。既是“金錢民主”，比金錢實力；又是“斗雞民主”，比口才實力。其結果卻是“兩敗俱傷”，成為美國民眾對立、社會撕裂的重要誘因。誠如奧巴馬在2012年1月24日所言，“我承認，今晚正在收看我的講話的人們對稅務和債務、能源和醫療保健等事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論他們屬于哪一個黨派，可以斷定此時此刻大多數美國人都在思考著同一件事:今年，明年，甚至后年，華盛頓將一事無成，因為華盛頓四分五裂”。
國家公益性產品
通過以上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比較，直接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兩黨的本質不同:前者是執政為民，不斷增加國家公益性產品；后者是“選票為王”，不斷損耗國家公益性產品。無論是形式民主、程序民主，還是內容民主、實質民主，前者都高于并優越于后者。
這里的所謂“國家公益性產品”，是指在全社會范圍內提供和保障能夠促進和保護全體人民的福祉、利益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對中國而言，國家的獨立與統一、民族的團結與繁榮、天下大治與和諧社會、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文化發展與文明復興、環境保護與生態盈余、科學技術創新與知識增長等等，都是典型的國家公益性產品。國家公益性產品關乎全體人民的福祉和利益，沒有這些國家公益性產品，所有人的福祉和利益都受損。它們就如同我們所呼吸的新鮮空氣，既看不見，又摸不著，但是我們每個人每時每刻都離不開。提供國家公益性產品既是“人民公仆”的深刻含義，也是“執政為民”的深刻含義；沒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就沒有國家公益性產品，我們全體人民就沒有機會再得到過去幾十年的個人福祉和利益，更談不上未來的福祉和利益。在根本利益上和長遠前途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是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所帶來的政治穩定、政治團結、政治共識，向全體中國人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國家公益性產品，也形成了構建為全體人民所共同分享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巨大“合力”。
而在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進行的競選大戰就如同零和政治博弈，雖然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卻是“你上(臺)我下(臺)”的政治結果。因此兩黨就不可能合作，更不可能在重大問題上做出政治妥協，而是相互攻擊，相互指責，相互拆臺，破壞了美國最大的國家公益性產品———“社會團結”、“國家共識”，人為地造成兩黨對立，也直接造成選民分裂、社會分裂，使得國家停滯不前。盡管大選之后社會開始彌合，但是每隔4年又重復一次，如同“彌合—對立—再彌合—再對立”的無解循環。在這個循環中，美國的兩黨與政客已經迷失了方向，因為他們只關心自己。
我們以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遠比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有更多的民主形式，更多的民主議程形式、更嚴格的民主程序、更切實的民主成果，有效地為世界最多的人口國家提供了最大的國家公益性產品。
制度優勢是中國加速追趕美國的力量之源
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換屆與美國總統大選的上一次“相遇”，還要追溯到1992年。彼時的美國是不可一世的超級強國，還帶頭制裁中國。20年過去了，為什么今天中美政治選舉的相遇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今天的再次“相遇”比起20年前的那次“相遇”，有什么不同?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今天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1990年中國是世界第11位經濟體、第15位貿易體；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貿易體，是世界第二大科技實力國家，世界第二大綜合國力國。今天中國和美國的政治選舉不僅會極大地影響兩國的國內事務和長遠未來，也會極大地影響世界的事務及長遠未來。
這種影響，比20年前的中共十四大、10年前的中共十六大召開時更為明顯，也更為深遠。這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先后主政的兩個十年間，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不懈奮斗的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走向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結果。鄧小平曾指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現在看來，不要將國家命運系于一兩個人身上這個道理，不僅對中國適用，對美國也適用。群策群力的中國政治家集團、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確要比“形單影只”的美國總統具有更杰出的治理能力和更高明的政治智慧。
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曾指出:“中國在經濟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國在技術上管理上先進，并不是一切都先進。我們的黨和人民浴血奮斗多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盡管這個制度還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壞，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制度總比弱肉強食、損人利己的資本主義制度好得多。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這反映了鄧小平同志的預見性和自覺性，也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道路。
過去的30年間，中國共產黨既“摸著石頭過河”，不斷“試錯”，又大膽創新，不斷“尋優”，很好地保持了黨的制度建設的繼承性、連續性、穩定性和創新性。我們已經逐漸建立了更高形式、更具成效、更切實際的民主制度，特別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度。這未必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但卻是最適合中國國情和中國共產黨黨情的執政黨制度，有效保證了“依黨章治黨”、“依憲法治國”，為全體中國人民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國家公益性產品”。
按照現行的選舉制度，到2032年，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兩黨的政治選舉還將再次相遇。而我們的研究表明，無論是按匯率法還是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2030年前后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都將達到美國的兩倍以上。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世界第一創新強國，全面邁入人類高發展水平國家行列，還將建成共同富裕社會和綠色現代化中國。到那時，不知世界特別是西方媒體又會怎樣再看待中國、怎樣看待中國共產黨?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