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政黨興衰對中國共產黨的警示

　　摘要：近幾十年來國外政黨喪失政權的深層次原因值得我們警覺。喪失信仰的執政黨，會因思想的混亂而失去生存的道義基礎；組織分裂的執政黨，會因力量的分散而被反對派取代；不能吸納人才的執政黨，會因平庸的政績而失去執政資格；不能遏制腐敗或不能協調社會利益的執政黨，會因民怨沸騰而退出歷史舞臺；而軍隊不予支持的執政黨，會因突發的政治危機而喪失政權。借鑒世界政黨治黨理政的經驗，需要我們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進黨的建設，不斷提高從嚴管黨治黨的水平。

　　政黨政治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普遍模式。人類自有政黨領導以來，國家的命運就與政黨的強弱聯系起來了。政黨先進，國家就會強大，人民也有福祉；反之，國家的政局就會動蕩，人民的利益也可能蒙受損害。縱觀近幾十年來世界政黨政治現象發現，一些貌似強大的政黨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垮臺，這不僅給本國或地區造成了政治不穩定，而且給本黨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共產黨已經執政六十多年，在社會轉型期正面臨著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和消極腐敗的危險。我們黨要鞏固黨的地位，有必要追問近幾十年來世界政黨興衰的背后原因，借鑒其中的教訓，努力把黨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

　　執政黨放棄信仰將失去繼續存在的道義基礎

　　政黨是靠信仰維系的。沒有信仰的政黨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黨，也不可能把本黨成員凝聚起來。有戰斗力的政黨會不斷致力于意識形態建設，用代表本階級利益的信仰武裝黨員。信仰具有凝聚人心、評判是非、制定綱領和精神激勵的作用。當一個政黨出現嚴重信仰危機的時候，這個政黨也就走到了分崩離析的邊緣。蘇聯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優良革命傳統的政治組織，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曾有崇高的威望。但這個執政黨在20世紀90年代突然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黨內出現了普遍性的信仰危機，直接導致了全黨在思想上的混亂和組織上的渙散。
　　蘇共政治信仰危機的突出表現，是黨的執政骨干對黨的政治信仰的動搖。蘇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但斯大林逝世后，蘇共黨內的領導人逐漸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產生了懷疑。據美國學者科茨于1990年在蘇聯進行的民意測驗統計，有80%的群眾希望堅持社會主義，而在機關中這一比例只有9.6%。蘇共領導干部依據黨內規定也定期到黨校學習，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育，但蘇共干部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應付式的，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嘴巴，而不是武裝自己的頭腦。一位英國記者曾這樣描繪當時的蘇聯：領導干部裝模作樣地相信馬列，人民裝模作樣地擁護領導。由于黨的執政骨干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不相信本黨的政治理想，從而導致了一系列災難性后果。一是黨內的思想意識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的嚴重侵蝕。蘇共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黨和國家的政治危機已經十分明顯，因而改革成為黨和人民的共識。如何改革當時社會的各種政治思潮向黨內蜂擁而來。由于蘇共對各種錯誤思潮不能有力抵制，因而西方化思潮在黨內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為后來全盤西方化改革埋下了隱患。二是黨的干部開始追求升官發財，喪失了為信仰奮斗的進取精神。信仰是人的精神動力。蘇共到了執政的后期，黨內一些領導干部把發財致富作為人生的追求。事實上，當時的蘇共干部大多享有特權，而且肆意用手中權力狂吞國有資產。“蘇共是唯一在自己葬禮上致富的政黨”。蘇共放棄了黨的崇高理想，大多數官員追求個人利益，必然導致思想上政治上的解體。三是造成了人民思想的極大混亂，使黨失去了社會的廣泛認同。黨的執政骨干放棄了黨的信仰，不僅引起全黨的思想混亂，而且導致全民失去了精神支柱。面對西方化思潮，老共產黨員感到無奈，普通群眾紛紛從東正教中尋求精神的慰藉。蘇共喪失政權的教訓表明，沒有信仰的政黨是走不遠、坐不穩、挺不直的。我們曾經認為，一個政黨建立了制度體系，就能長治久安。實踐證明，執政黨追求長期執政，還必須始終加強政治信仰的建設。政黨只有把信仰建設與制度建設結合起來，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凝聚力和動員力。
　　世界上的任何政黨都是由一定的意識形態凝聚起來的，而黨的政治信仰則是這一意識形態的集中表現。一個執政黨拋棄了以信仰為核心的傳統意識形態，也就失去了賴以生存的道義基礎。總結蘇共垮臺的教訓，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講話精神。習近平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他強調，全黨要堅定理想信念。加強黨的意識形態的建設，既要傳承政治傳統，注重理論的建設性；又要有改革創新的精神，保持理論上的與時俱進。只有把意識形態的階級性、科學性和現代性完美地結合起來，黨的政治信仰才能轉化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意識，才能始終保持黨的團結和統一。

　　執政黨的內部分裂是喪失政權的致命性因素

　　黨的政治紀律是維系黨內團結的重要要件。任何執政黨要在國家政權中保持強大的執政力，都必須在黨內確保政治紀律的權威。執政黨如果沒有政治紀律的約束，組織系統處于渙散或分裂的狀態，敵對勢力就會興風作浪，并乘機取而代之。列寧指出：“黨應當是組織的總和”。近幾十年來的世界政黨政治的實踐證明，執政黨內部的組織分裂是喪失政權的致命性因素。
　　在研究政黨政治的論著中，一般都把政黨的垮臺歸于經濟滯后、分配不均或官員腐敗。固然，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政黨失去民意，但執政黨內部的組織分裂也是喪失政權的重要原因。因為執政黨內部的組織分裂，不僅使自身失去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機會和能力，而且為反對派奪取政權提供了可能。第一，百年老黨因黨內紛爭而失去選民的支持。印度國大黨曾經領導印度人民取得了民族獨立，在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但這個百年老黨由于自身內部派系的劇烈斗爭而于1996年把政權拱手讓給了反對派。國大黨的組織是由不同的民族、階級、階層、種姓和宗教團體構成的，建黨百年也始終沒有把這些不同的組織團體融為一體。尼赫魯任黨內領袖時是以個人的崇高威望維系著黨內的團結和統一。他逝世后，黨內分歧就立刻萌動，出現了黨員倒戈的現象。從1964年至1995年，印度國大黨曾出現過三次大分裂，其中1995年的第三次大分裂使國大黨大傷元氣。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在1991年遇刺身亡后，黨內矛盾和爭權奪利的斗爭日趨劇烈。1994年，國大黨在安得拉邦選舉失利，發展部部長辛格攻擊時任總理拉奧，而拉奧出于自身利益開除了辛格6年的黨籍。印度國大黨的分裂，不僅在競選中分散了黨內的選票，而且促使一部分選民投向了反對派。可見，一個百年老黨失去政權的重要原因是內部的無休止紛爭和內部組織的分裂。第二，具有革命傳統的政黨因黨內分裂而喪失政權。蘇共是一個有革命傳統的政黨，其垮臺固然與政治經濟體制僵化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失誤有關，黨內的分裂也是直接原因。蘇共在戈爾巴喬夫提出“改革新思維”之后，黨內就出現了思想分歧。當時的蘇共政治局委員葉利欽公開攻擊所謂的“黨內保守派”利加喬夫，隨后又脫離了蘇共，以個人身份參加俄羅斯總統選舉。1991年，蘇共黨內高層為挽救蘇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而發動了政變，而政變的失敗又加快了黨的組織分裂。解禁后的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蘇共”，一個擁有74年執政歷史的大黨就解體了。可見，蘇共因社會危機而引起的內部組織分裂導致了自我滅亡。第三，有政績的政黨因黨內分化而失去了“一黨獨大”的執政地位。日本自民黨在二戰后的幾十年，憑借經濟爆發式增長的良好政績而連續執政了38年。1993年自民黨之所以失去“一黨獨大”的執政地位，也與自身組織的分裂相關。日本自民黨由多個“派閥”組成，在1955年成立的時候沒有把各個派系的隔閡消除，在組織形態上保留了11個派閥。日本自民黨的“派閥”特色固然為防止黨內權力專斷起到了制衡作用，但同時也為自身帶來了嚴重的“內傷”。日本自民黨的派系是依據自身的利益來選擇政策和支持政策的。當一個派系的政策不符合另一個派系心愿的時候，相互之間就進行政治攻擊。1993年6月，日本國會圍繞政治改革方案展開了激烈爭論。當時的首相宮澤喜一表示要“實現政治改革”，但因為黨內各種意見難以協調而被迫放棄了在本屆國會通過的政治改革方案。而此時，自民黨內以海部俊樹為核心的八十余名議員宣布成立“自民黨政治改革推進議員聯盟”，聲稱要與黨內“慎重派”劃清界限，繼續推進改革。自民黨宣布分裂后，由于選票的分散和民心的渙散，在下一屆的選舉中失敗。自民黨是在連續執政了38年，實現了經濟奇跡和社會安定的情況下喪失獨攬政權格局的，個中原因值得我們“細嚼”。日本自民黨第一次喪失“一黨執政”的格局，不是因為經濟社會問題，而是源于黨的內部組織的分裂。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黨的團結和統一，這不僅是黨九十多年的歷史經驗總結，同時也借鑒了世界政黨政治的教訓。毛澤東指出，堡壘最容易從內部突破。列寧指出，共產黨“所以能夠成為而且必然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來鞏固的”。實現黨的團結，要求黨內思想的統一、政治的統一和組織的統一。因此，我們黨一定要發揮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優勢，把保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看成保護自己的眼球一樣。

　　優秀人才的選拔機制決定執政黨的前途命運

　　一個政黨能吸納最優秀的人才擔任執政骨干，就能保證黨的政策的實施和政治綱領的實現。反之，這個政黨的政治目標不僅不能實現，而且令自己失去正義者形象。縱觀世界政黨執政的得失，可以發現，一個執政黨人才濟濟，事業就興旺發達；一個政黨任人唯親，風行裙帶關系，事業發展就會陷入危機，甚至喪失執政地位。
　　政黨具有“政治錄用”的功能，因而執政黨必須把發現和錄用執政骨干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責。西方國家是一個競爭性的政治體制，但執政黨把人才推薦到國家政府系統則有成熟的制度安排，從而為執政黨實現本黨的綱領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組織保障。美國總統由民眾選舉，但總統的候選人則由政黨推出。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總統是由美國主要政黨決定的。美國政黨領袖被美國民眾選舉為國家領導人后，諸如國務卿或國防部長等一些重要官員皆由總統提出，但須經參議院批準。這就保證了美國的執政骨干對執政黨的政治忠誠。在政黨治理下，西方國家還有比較嚴格規范的公務員選拔制度。法國國家行政學院招募學員，不僅試卷向社會公開，而且考試的結果也向社會公布，杜絕了開后門之類的事情發生。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為高效的政黨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可以說，西方國家的政務官選拔制度和公務員的考試任用制度是西方政黨運行權力的組織基礎。反觀一些大黨老黨喪失政權的案例，都可以窺見“任人唯親、買官賣官、裙帶關系”的弊端，其中以蘇共最為典型。在列寧領導下，蘇共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執政骨干。他們對黨忠誠，有實際工作經驗。在十月革命后的艱苦歲月，正是這些優秀的領導干部率領人民打敗了國內外敵人的猖狂進攻。但蘇共到了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開始清洗黨內的反對派，很多持不同政見的領導干部被打成“人民的敵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領導干部要實行代際交替，一大批年輕干部走上了領導崗位。蘇共在設計干部交替的制度時不僅沒有建立一套黨內民主制度，而是推出了一套“近親繁殖”的體制。蘇共官員提拔的基本路徑是：技術人員是工程師——車間主任——廠長；政府官員是辦事員——處長——局長；政工人員是團委干部——黨委干部——黨委領導。這些干部的提拔既沒有民主的程序，也沒有群眾測評的權重因素，完全是“一把手”操縱決定。據統計，蘇共中高層干部的75%以上出身于機關辦事人員，他們都沒有基層和企業工作的經歷。這樣的干部選拔機制導致了兩個后果：一是執政骨干的組織能力、思維判斷能力和群眾工作能力全面退化；二是黨內出現了一大批具有“聽話”和“圓滑”特征的領導干部。善于拍馬鉆營的領導干部大批涌入黨內，勢必把一大批有能力而富有正義感的人才擠出黨內。蘇共亡黨的教訓證明，能否建立一套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制度和機制，對執政黨長期執政和實現政治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
　　毛澤東指出，黨的路線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列寧在十月革命的前夜曾說：“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可以說，馬克思主義政黨取得的每一個勝利都是與黨內一大批優秀干部的有力領導分不開的。在革命時期，由于我們黨面臨著外部敵人的打壓和圍剿，因而上級組織和領導選用干部基本能夠堅持任人唯賢。但在執政條件下，外部的威脅已經解除，領導干部難免會以個人的“喜好”來選拔干部。因此，黨在執政條件下必須通過黨內民主機制選拔干部。世界政黨政治運行的實踐證明，健全黨內民主機制對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能提供制度化的保證，從而極大增強執政黨的執政能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黨在第十六次黨代會上提出了“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的著名論斷。依據黨的十八大精神，我們黨一定要建立黨內民主的制度體系，通過“民主、公開、競爭”的機制把各種優秀人才源源不斷地聚集到黨內。

　　黨內腐敗和兩極分化將導致執政黨迅速垮臺

　　腐敗是執政黨的致命癌癥，而社會分配不公則會導致民怨。縱觀世界政黨政治現象，執政黨的腐敗與社會分配不公往往相互催生，引發政治動蕩。政黨官員的腐敗本身就加大了社會分配的不公，而政府官員與社會資本的聯合會進一步拉大社會分配的差距。近幾十年來，凡是政治動蕩的國家，執政黨的腐敗與社會利益的分配不公幾乎是并存的。世界政黨治理有一個令人迷惑的現象，就是執政黨推動經濟增長之后會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甚至政權的垮臺。因此，執政黨要鞏固執政地位，一定要一手抓反腐敗，一手抓社會分配上的兩極分化。
　　印度國大黨在1993年的選舉中失利，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沒能遏制腐敗和實現社會公正。印度國大黨曾經是一個有崇高理想的政治集團。國大黨從執政伊始就提出縮小貧富差距，實行社會公平，并提出了“廉潔政治”的口號。但是，國大黨的改革政策過程往往是“口到而實不致”。在分配政策上，國大黨的改革成果首先是讓中產階級和大企業家受益，廣大下層群眾的生活狀況卻不能得到實際的改變。據瑞士銀行統計，印度商人、公司和政客在該行的外匯存款高達2.5億美元，占全印度私人財富的三分之一。在印度的農村，占全國農村人口約4.5%的地主和10%的富農仍然占據著農村75%的土地，貧苦的農民和無地的產業工人占到了農村人口的25%。在存在嚴重社會不公的同時，印度的腐敗丑聞更是層出不窮。印度國大黨執政后推行國家主導的混合經濟發展模式，實行對國家經濟的干預政策，為權力與利益的結合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印度腐敗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林承節在《印度史》一書中描繪當時的印度：“國家對私人經營活動的嚴格控制給了主管部門官員有極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很快批準某項申請，也可以尋找理由拒絕批準或無限期拖延，這時有沒有賄賂往往成為決定性因素。貪婪的商人(包括外國大公司)眼睛總是盯住需要大量采買物資的主管部門和有權發包工程、有權簽訂貿易合同的部門，總是想方設法進行賄賂，或向掌權的政黨‘捐款’，或向負責官員送禮。”與此相適應，國大黨領袖英迪拉為籌集競選資金而開始與資本勾結，接受商人的捐款。英迪拉贏得大選后，又利用權力對為自己捐贈的人施以幫助，不僅敗壞了自己的聲譽，而且敗壞了國大黨的名聲。到了拉吉夫掌權，國大黨開始重視治理腐敗，但黨內腐敗已經積重難返。當時的國大黨黨員竟然對拉吉夫的反腐敗講話和舉措進行無聲的抵抗，百般地阻撓。印度分配上的兩極分化與政治上的腐敗墮落攪和在一起，完全喪失了民心，結果在1993年的選舉中慘敗。今天國大黨雖然重新執政，但兩極分化與嚴重腐化仍然困擾著他們。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國大黨的前途仍然岌岌可危。
　　印度國大黨在連續執政五十多年之后失去了一次政權，其教訓值得借鑒。一個有歷史傳統的政黨僅僅有崇高理想和誘人的承諾是不夠的，群眾對執政黨的選擇最終要看政治實踐的兌現程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伴隨著社會利益分化，底層群眾的不滿情緒會裹挾著對腐敗的憤怒重新選擇執政黨；用政府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大優勢，但由此產生的官商結合的腐敗對執政黨足以致命；執政黨務必把腐敗遏制在萌芽狀態，腐敗的蔓延將使執政黨陷入“真反腐敗亡黨”的難堪境地；執政黨反腐敗不僅要加強黨內的廉政建設，更要從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著手，構建一個官員想貪也不能貪的社會環境。把社會公正與管住權力結合起來，應當是印度國大黨首次丟失政權提供給我們的最珍貴的警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更加重視社會公正，更加重視反腐敗斗爭。從世界政黨興衰成敗的視野研究黨的十八大后的新舉措，有利于我們黨提高治黨理政的水平。

　　軍隊的政治忠誠對執政黨至關重要

　　從世界政黨政治運行的歷史經驗看，軍隊從來就不是游離于政黨政治之外的。把政黨執政與軍隊職能截然分開，無法解釋西方政黨運行權力的事實，更無法解釋無產階級政黨在發達國家難以奪得政權的原因。我們黨強調黨指揮槍，在本質上是符合現代政黨政治運行規則的。我們黨要長期執政，必須建設一支政治忠誠的人民軍隊。
　　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軍隊有軍隊的職責，政黨有政黨的功能，兩者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聯系。但在政黨處于政治危機的緊急關頭，軍隊對維護政黨的統治又起著決定性作用。第一，執政黨沒有軍隊的支持，在危機時刻就會頃刻瓦解。2013年埃及發生的政治事件表明，軍隊的政治傾向性對政黨至關重要。埃及的穆兄會是經過普選上臺的政黨。由于其推行了一套帶有濃厚伊斯蘭教色彩的政策，遭到了反對派和部分民眾的反對，造成了嚴重的政治沖突。應當說，執政的穆兄會與在野的反對黨都有一些民眾的支持，可以在民主體制的框架下協商解決。但隨著社會沖突的程度加大，軍隊開始支持反對派。在軍隊武力的干預下，支持穆兄會的民眾最終被鎮壓，穆兄會的最高領導人也遭到逮捕。筆者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政黨政治發現，軍隊對政黨政治的影響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還起著決定性作用。第二，執政黨沒有軍隊的支持，就無法應對反對派的暴力進攻。探討蘇共垮臺的原因，有人從僵化的經濟體制探討，有的從專斷的政治體制研究，也有從戈爾巴喬夫的個人失誤中尋找。在這些探討中，學術界往往忽視了軍隊的影響。在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新思維”的早期，軍隊對蘇共仍然保持著忠誠的態度，社會相對比較穩定。但隨著改革的發展，“軍隊國家化”的思潮開始泛濫，軍隊對蘇共的忠誠度也逐漸下降。蘇共領導人發動“8·19”政變后的幾天，軍隊的支持曾經使政治局勢一度穩定。但隨著反對派的激烈反抗，軍隊不發揮應有的作用，最終導致政變者束手就擒。相反，葉利欽竭力謀求軍隊的支持。他奪取俄羅斯政權后，與國家杜馬領導人發生了政治沖突，就命令軍隊包圍了國會大廈，最終通過流血事件逮捕了就任的副總統和國家杜馬領導人。可見，一個政黨失去了軍隊的支持，只能在反對派的暴力面前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第三，執政黨維護政權總是以忠誠的軍隊做后盾的。美國是多黨制國家，軍隊與政黨在日常的政權運行中是相對獨立的。但我們千萬不要被美國軍隊遠離政黨政治的假象所迷惑。美國自有政黨政治以來，曾經發生過多次用軍隊鎮壓民眾的暴力事件。1877年，美國拉瑟福德·海斯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了西弗吉尼亞、馬里蘭、賓夕法尼亞、伊利諾等州的“鐵路罷工暴亂”；1919年，威爾遜總統一年之內三次出動聯邦軍隊，分別鎮壓鋼鐵工人大罷工、首都哥倫比亞特區的“種族暴亂”和內布拉斯加的“種族暴亂”；194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汽車城底特律的“種族暴亂”；1971年，尼克松總統從北卡羅來納、弗吉尼亞、馬里蘭等州境內的聯邦軍事基地分別調集大批空降兵、海軍陸戰隊和陸軍到首都華盛頓，鎮壓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反對侵越戰爭的抗議示威；1992年，洛杉磯大暴亂，美國政府派出上萬軍隊予以鎮壓。這些鎮壓事件不過是美國執政黨利用軍隊鞏固政權的“冰山一角”。美國執政黨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從來就是不惜動用暴力手段的。
　　在近現代的歷史上，我們還看不到政黨政治與軍隊沒有絲毫聯系的現象。世界任何政黨一旦奪取了國家權力，首先就是獲得了對軍隊的指揮權。列寧早在1906年就對軍隊的非政治化提出批評。他說：“軍隊不可能而且也不應當保持中立。不要讓軍隊參與政治，這是資產階級和沙皇政府的偽善的奴仆們的口號，實際上他們一向把軍隊拖入反動的政治之中。”依據世界政黨治國理政的經驗，我們黨必須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方面要從組織系統上確保黨中央對軍隊的指揮，另一方面要用黨的理想信念鑄造軍魂。只要我們黨能指揮槍，就能有效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就能挫敗國內外敵對勢力顛覆政權的圖謀，就能確保人民政權的長期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