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看待西方政黨政治的新發展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管其政治體制如何不同，都實行政黨政治。政黨及政黨政治源于西方，已有數百年的歷史。進入新世紀，特別是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環境和西方國家政治生態發生了很大變化，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隨之也出現新的情況。如何評估這些新變化，是一個正在熱門討論的課題，而且也涉及如何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深入展開中國政黨外交的課題。
　　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新變化
　　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政黨政治形式多樣，但無論哪種形式都是以掌握和影響國內政治權力為主要目的。
　　西方國家代議制民主，是政黨通過組織選舉，推舉黨派候選人作為國家元首或政府總理，通過各級選舉組建國家中央和地方政權。一旦多數黨組成政府，即成為執政黨或聯合執政黨。通過議會，政黨成為立法機構的主要推動力量，推動立法機器的運轉，通過有關法律，并且實施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的運作，一旦政府組成，政府將按照執政黨的執政綱領通過立法程序執行法律和政策。因此，在這一權力運作過程中，政黨作為核心力量發揮作用，實施本政黨的施政綱領。
　　西方國家統稱實行“多黨制”，但情況各不相同。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實行的“多黨競選，兩黨輪流執政”的“兩黨制”。德國、法國、意大利是多黨競爭的“多黨制”，也可以說比較標準的多黨制，特點是政黨數量繁多，不斷出現新的政黨，但基本是左右兩翼“二元化”政黨政治。一個大黨往往同一個中間小黨組成聯合政府。日本在法理上實施多黨制，但長期以來是自民黨一黨掌權。只是到2009年民主黨獲多數選票在一段時間內上臺執政。2013年7月日本國會選舉，自民黨又獲多數，成為“一黨獨大”的執政黨。日本政府首腦更替大多數在執政黨內部派系之間進行。
　　近10年來西方國家發生的政黨政治新變化，源于四大因素：第一，世界經濟全球化對西方政治生態的影響；第二，信息社會化、新媒體迅速發展對傳統政黨組織和運作方式造成沖擊；第三，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政黨的傳統觀念發生作用；第四，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造成西方體制性困境。
　　現在世界政黨政治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面臨新的挑戰與機遇。
　　第一，一體化與多元化同時發展。全球化首先是經濟全球化。經濟是基礎，必然對上層建筑產生影響。這種全球化產生的一體化趨向，不能不對國際政治和世界文化產生影響，對政黨政治產生沖擊。各類政黨的戰略和政策的確定不能不考量全球化帶來的影響。本國的經濟發展如何適應全球化的需要，以及政黨國際聯系的基本原則都要把全球化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與合作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但同時，全球化不能造成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相反，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產生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這種多元化廣泛地表現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一體化和多元化看似是矛盾的，但這正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社會在相反相成中向更高形態發展。政黨政治只有把握這種發展方向和規律，才能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第二，世界性與民族性同時發展。人類面臨全球性的挑戰問題和發展機遇，需要各國共同努力應對。因而，政黨政治的現代發展必須具有世界眼光，也就是要有當代的“世界觀”。與此同時，這種世界性不能也不要求抹煞民族性。相反，民族性的發展必然會豐富世界性。政黨政治的現代發展，戰略和決策要把握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矛盾統一。牢牢地站在民族國家的戰略利益之上，用世界眼光，把本國利益同全球利益結合起來。只有這樣，現代政黨在國際國內風云變化和錯綜復雜矛盾中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第三，政黨政治的理想性與現實性。總結各國政黨的興衰成敗的經驗與教訓，堅持自己的理論原則和核心價值觀十分重要。西方政黨看似超越意識形態，實際是不斷強化自身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它們只是將自身的價值觀說成是全民或普世價值觀而已。而與此同時，近20年來，各國各類政黨越來越走向現實。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比較，現實主義明顯占優勢。一切從現實出發，是各類政黨提振執政能力的要素。處理好理想性和現實性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既立足于貼近民眾、貼近現實，又不失去遠大目標與理想，使政黨政治在千變萬化的現實生活中站穩腳跟，并獲取發展。
　　第四，對信息化的適應性與引導性。信息社會已經是一個事實，政黨政治正面臨信息化時代的考驗。這種以新科技革命為基礎的信息社會的逐步顯現，帶來兩種結果。第一種結果是：在發達的西方國家，階級和階層結構發生變化，白領工人數字大于藍領工人，科研人員大于產業工人。第二種結果是：大眾媒體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日益加強。社會民主走向多元。同時也要看到信息社會的發育與發展，同民族國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因而政黨政治既要迎合信息化時代的大趨勢，又要對信息化帶來大眾媒體的影響和社會民主的作用加以引導。
　　第五，對國際思潮的適應性與抑制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思潮在全世界泛濫，直到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而受到質疑。歐洲國家一些社會黨，頂不住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壓力，提出新“第三條道路”的理論與政策主張，試圖把社會民主主義同新自由主義結合起來。但這樣做模糊了社會民主主義的特征，失去了部分中間階層群眾的支持，在歐盟多數國家執政或主要聯合執政的好形勢，不久就失去了。相反，同樣是20世紀90年代，拉美許多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為執政主導思想，使一些拉美國家瀕臨破產。拉美國家痛定思痛，抵制新自由主義思潮，拉美左翼思潮獲得很好發展機會，拉美左翼政黨通過大選紛紛上臺執政。
　　辯證地看待西方政黨政治的新變化
　　我們要深入和準確地觀察和分析這些新變化，既不縮小也不夸大。
　　有一種觀點認為，西方政黨政治面臨“衰敗”危險。其論點是：1、傳統政黨黨員人數減少，黨員年齡老化和消極化；2、政黨的政治社會功能弱化；3、政黨意識沒有與時俱進，淡化意識形態差異，模糊黨的思想特性，政黨自身獨特政治標識喪失；4、黨員極度缺乏參與政黨活動的熱情；5、左翼政黨“向右轉”，右翼政黨“向左轉”，政黨間界限變得模糊不清；6、政黨日益成為利益集團的“傳聲筒”，利益集團沖突逐漸取代政黨間的矛盾與沖突；7、歐洲政黨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群眾性政治組織，與草根社會裂痕加大；8、西方政黨已淪為純粹“選舉黨”，對民眾疾苦漠不關心；9、大眾媒體和網絡，直接與民眾建立聯系，部分地替代了原本屬于政黨的社會功能；10、美國國會中民主共和兩黨走向極端化，使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嚴重失調。
　　上述觀點是合乎事實的，但不夠全面。同時將上述觀點疊加起來，得出西方政黨政治已走向危機和陷入“衰敗”的結論，則是片面的。考察政黨政治要全面地研究各類政黨的整體狀況及對各國政治運行的影響，而不在于某一或某幾個政黨的盛衰興亡。分析政黨政治出現的新情況，要把握“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
　　第一，政黨自身和政黨格局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動，但是西方國家由一個政黨（或少數幾個政黨聯合）上臺執政，貫徹該黨政治理念的政黨政治基礎并未動搖。近年來，歐洲一些國家、日本和美國，經過大選，主流政黨有的輪替上臺，或者繼續執政，都是政黨政治基礎未變的證明。
　　第二，西方國家傳統政黨和主流政黨確實已經成為“選舉黨”。中心工作圍繞選舉進行，而且不斷發生“權錢交易”、“賄選”等丑聞，幾十年來都是如此。西方國家主流政黨只有選舉獲勝和上臺執政才能貫徹政黨理念，其領袖才能成為國家和政府領導人。選舉時提出的“承諾”出于選勝需要，很多不能兌現，但也不能偏離太遠，否則下次選舉時就會失信于民了。因此，主流政黨也要依靠選民的大多數，政黨咨詢機構也會提供各種民意調查。就此而言，不能說這些政黨完全不顧百姓死活，被“選票綁架”，被“財團綁架”和“盲目順從所謂民意”。結論是，西方國家“選舉民主”體制弊端顯現，但尚能正常運行。
　　第三，左翼和右翼界限漸現模糊，中左和中右盛行。但是既要看到左翼和右翼的模糊性，也要分析它們的區別性，左翼和右翼既有“共相”也有“異相”。左翼和右翼政策上相互接近的原因是：西方國家階級、階層和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中間階層處于重要地位，它們的利益訴求有雷同之處；各類政黨在內政上面臨民眾關心的相似問題，比如克服經濟危機、增加就業、保護生態環境、改善民眾生活等現實問題；各類政黨淡化了意識形態及戰略要求，奉行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和平庸主義政策。但是左翼和右翼并未完全趨同，有其本質的區別。左翼所代表的依然是以民眾的中下層為主，政黨理念及解決社會問題的政策同右翼也有不同。
　　第四，黨內和黨派斗爭與競爭既有激烈性又有妥協性。“黨內有派、黨外有黨”是西方政黨政治的常態。特別在發生國際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之后，執政黨與在野黨，左翼與右翼的政策分歧更加嚴重。美國民主黨稱不上是左翼政黨，但奧巴馬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危難時期上臺執政的，為解決危機的困局，奧巴馬代表民主黨出臺一些有左翼色彩的政策，如醫療改革和向富人增稅，遭到保守的共和黨的激烈反對。但是這種情況并不是現在才有，早在克林頓任總統期間就已出現過。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激烈斗爭之后，總是以相互讓步和妥協告終，這并沒有如有些學者認為的產生“西方國家政治極化現象”。我們要看到，西方政黨之間既有斗爭的激烈性又存在妥協性。在大選期間，政黨之間斗爭熱火朝天，似乎是“你死我活”。大選之后歸于平靜，上臺執政的執政黨倒求同落敗的政黨和解，落敗的政黨成為“建設性的在野黨”，對執政黨的政策既有反對又有支持，并不是一味“為反對而反對”。
　　積極發展同西方政黨的黨際交流
　　同西方國家各類政黨的黨際交流與合作，是中國政黨外交的一個重要方面。多年來，中共同西方政黨的關系積極而活躍。由于世界形勢、國際關系，以及西方政黨自身的新變化，中共同西方政黨的關系也出現了一些制約因素。特別是一些西方政黨存在意識形態的偏見，交流中強調西方價值觀。同時，西方政黨對中國快速發展存在種種疑惑。再有是新生代的政黨領導層缺乏對中國和中共的實際了解，甚至有不少誤解。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共同西方政黨的關系已有很好的基礎，現在雙邊和多邊政黨外交空前活躍，逐步建立對話平臺和機制。特別是西方政黨十分愿意同我們黨深入探討世界發展的新理念和新思潮、中國發展和改革戰略，以及治國理政的經驗。
　　為適應新形勢和新情況，緩解出現的新問題，西方國家各類政黨，不管是執政黨或在野黨、左翼黨或右翼黨、中間黨，都在調整戰略和政策。政策調整基本涉及經濟與社會發展和政黨自身建設兩個方面。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包括：克服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途徑與方法；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加強經濟治理，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提高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改進稅收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鼓勵科技創新及其實際應用；實現可持續、包容性增長，確保未來繁榮；實現環境可持續發展，關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保護自然資源和生物多樣性；促進就業，經濟發展要確保社會公正；關注提高公民生活質量。政黨自身建設方面包括：正視面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嚴重挑戰和重要機遇；改進政黨自身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提倡多元化和遵循內部民主原則；深入社會，同民眾保持經常性聯系，注重征求民眾意見，決策要體現民意；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財政捐款應公開透明；增強獲取信息的能力，充分利用互聯網，建立網絡對話平臺，加強同選民在網絡上溝通。當然這些政策出臺只是意向性的，而且左翼與右翼在側重點上有所不同，因此要真正做到還有很大距離。盡管如此，這些政策的宣示也表明，西方政黨政治并未走向“衰敗”。同時也表明，西方政黨的上述政策同中國現時期的發展政策有雷同點和相似點，這已經成為我們同西方政黨積極開展交流的基礎。
　　我黨同西方政黨的交流領域是很廣闊的。西方國家政黨政治成熟而多元。除極少數法西斯政黨、恐怖組織、極端主義組織外，各類政黨都可以交往。就政黨本身而言有左翼黨、右翼黨、中間黨、新社會運動發展起來的政黨和政治組織等。大多數政黨還有同政黨有聯系的工會、青年和婦女組織，智庫、基金會和學術團體等。這些組織和團體已同中國國際交流協會、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以及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等有著廣泛的聯系與合作。
　　我們同西方國家各類政黨交流與合作，都遵循“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黨際關系“四項原則”。30多年的事實證明，在遵循黨際關系“四項原則”的基礎上，政黨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們對西方國家政黨一切好的東西都要研究、學習和借鑒。但是西方主流政黨都以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為基礎。在政黨交流中我們可以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進行對話，但不允許把同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國情不符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強加于我們。